正如福克斯所言,为了理解手提电脑、移动电话、脸书和推特,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正是当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盲点和理论拓展空间所在。

  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外学术界把数字经济与劳动论、价值论相结合的研究兴趣遽然上升。2012年,泰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将数字劳动的研究溯源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专著《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被穆罕默德·卡泽朗(Mohammad Kazeroun)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运用于协作性的计算机中介传播时代”。同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指出:“数字事物——打开了崭新的有着光明前途的可能性,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纳入更广泛的范围,以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分析数字传媒和(更为一般性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更加广泛地运用劳动价值论可以在数字时代开辟出一条实证研究的新途径,更好地理解“数字公地”、“自由劳动”等现象,关注工人阶级围绕数字机器和电子传媒所进行的斗争。2013年,传播学政治经济批判学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出版了《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研究范式,基于ICT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分析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并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2015年,德国柏林举办了“数字化世界中的劳动”大会,对“未来劳动”进行讨论,期望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数字劳动带来的新机遇。2016年,国内学者周延云、闫秀荣等在《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一书中,对国外数字劳动研究现状作了译介。

  可以看到,在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诸方面,数字劳动越来越显示出极其重要的推动和挑战。有人用“颠覆性”来描述其独特价值,也有人用“数字鸿沟”来描述其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矛盾。在对待数字劳动问题上,可以说希望与困惑、乐观与风险并存。因此,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来看待数字劳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数字劳动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变革的网络智能时代,标志着一种新的数字生产方式的形成。

  在传统经济中,劳动是以实体方式呈现的,而在数字经济中,劳动、信息是以数字方式再现的。“所有信息和传输都可以用0和1这两个数字来体现和完成。这一巨大变化对新世界造成的深远影响无异于语言的出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网络游戏、网络医疗等数字化模式,既是对现实生存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重塑与超越。可以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呈现出数字化的面貌——生产力要素的数字化渗透、劳动关系与交往关系的数字化重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革,这些数字经济的附加值主要是通过数字劳动来驱动的。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的:“全新的内容将在数字化生存中浮现,新的玩家、新的经济模式、大有希望的小作坊式的信息和娱乐供应商也会浮出水面。”克里斯·安德森则刻画了数字世界的图景:数字劳动时代,供求之间的瓶颈开始消失,丰饶经济学正在到来。可以预见,数字劳动将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消费环节得以用ICT资本加以替代,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率和人力资本回报率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间。

  在对数字劳动图景乐观憧憬的同时,也有学者表示了对“数字化衰退”的忧虑。2016年,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当下很可能已经到达数字化资本主义发展的临界点,产业内的剩余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可预见的未来,新一波政治经济危机正在抬头,似乎已经不能被目前的数字产业繁荣态势所克服。正如福克斯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既承认资本革命性的成就,又认识到资本逻辑下奇妙的技术进步的可怕代价。数字劳动既加剧又瓦解了资本的积累,也加剧了集体生产和个人占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矛盾。

  2.作为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有助于拓展经济发展的新方式和新思路,也会出现棘手的社会分化与差距问题。

  数字经济是以脑力为基础的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以及对数字劳动的需求会发生质的变化。知识工作、数字化工作会成为主流,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力革命。“随着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生产方式已经从车间加工转变成知识型员工提出创意思路,利用这种方式创造价值和财富”,知识型、数字型员工将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资产。昔日多发生在工厂、公司和实验室高墙里的创新,将被来自寝室、书房、咖啡屋和起居室等“非正式场合”的创新所取代。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所培养的高素质数字劳动力,将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者、推动者。数字劳动提供的平台经济,将推动模式创新,通过供需双方的高频率与海量交易发挥出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边际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甚至为零,进而促进经济的新融合,拓展经济发展的新边界。

  当然,新的问题仍然可能出现。“有能力接触新经济基础的劳动者可以全面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不具备知识技能和发展动力的劳动者则会被社会抛弃。”这种差异可能引发悬殊的社会分层,导致新的社会底层出现。是否具备数字劳动的技能,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符号。

  3.在为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中,数字劳动也必须警惕数字劳动的异化等问题。

  异化劳动思想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在肉体和精神层面的毁灭性影响。异化是与主体自身的异化(劳动力被资本使用和控制)、与客体的异化(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异化)以及主—客体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福克斯运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对数字劳动现象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数字劳动与自身异化、与工具异化、与劳动对象异化、与劳动产品异化的异化劳动本质。可以看到,在资讯信息信手拈来的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在劳动者自主性、舒适性极大增强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创造、使用的数字技术及从事的数字劳动,正在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来支配人、奴役人,从而使人成为数据网络技术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须臾离开数字平台及其工具(如手机),会有多少数字劳动者、用户“抓狂”或无所适从?而在炫酷迷乱的数字商品背后,则隐藏着劳动条件的恶劣、压力和剥削,人与人的关系以更加无意识的状态被量化、虚拟化、数字化和货币化了,人与人的关系被疏离了。

  4.数字劳动提供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润滑剂,也造成了数字劳动力剥削的国际化趋势。

  数字劳动意味着公司可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使得数字技术好比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数字红利为就业拓展提供了新机遇。正如福克斯对数字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生产案例分析所表明的,数字劳动不仅仅包括数字内容生产的形式,还包括农业、工业、信息等劳动形式,正是这些劳动形式使数字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而数字劳动的领域,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公司,其服务的第一对象是跨国公司。微软、思科公司的成功,正是由于全球有几千家跨国企业在购买、使用它们的产品,包括信息处理设备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使得跨国企业成为数字经济的主宰者。现今,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网络巨头手中。2016年8月,全球市值最高的前五位分别是苹果、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五个高科技企业,这改变了以往石油、汽车、金融类企业主导的格局。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下,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但“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5.数字劳动开辟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空间和新路径,也为数据时代人类的发展设下了诸多陷阱。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作为社会化的个人,不仅要充分满足其物质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也要充分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使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参与感。最先提出“Web2.0”概念的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提出,谷歌、维基百科乃至互联网本身成功的秘诀在于其“参与机制”。通过这种参与机制,许多类似发布网页、共享链接的自利行为得以衍化成公共物品。人们使用搜索引擎、用手机上传视频或者更新脸书状态的方式不仅关乎自身,也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然而,在实现全球瞬时的今天数字劳动虽然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但大脑的过度使用、视觉的过度耗费,也会让四肢的协调性逐渐退化;过度迷恋数字网络,也会使人丧失心无旁骛的能力。数字劳动带来的自由(免费服务),不仅威胁着消费者的隐私权和所有权,也带来了对使用者的剥削。作为被商品化了的数字劳动(在社交网络上完成),是伴随着剩余价值产生的。被誉为“虚拟现实之父”的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谁拥有未来》中表示担忧,“网络的滥用会压制个人声音,而个人的本性将消逝在网络中”。数字劳动者甚至无法完整看到自己生产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多被大公司所控制,这些大公司通常出于商业考虑来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可以说,在大数据领域,普通民众更多只是客体,而不是主体。在数字化全球扩张中,国际垄断资本不断把全球的数字劳动者变成“单面人”。

  数字劳动方兴未艾却也危机频现。与传统劳动相比,数字劳动有关劳动和休闲、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劳动场所和非劳动场所边界的模糊性,无疑拓展了劳动的新边界新思路,劳动的价值创造形式也有了新的呈现。正如福克斯所言,为了理解手提电脑、移动电话、脸书和推特,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正是当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盲点和理论拓展空间所在。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出发,深刻分析数字劳动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把握并利用好数字劳动所带来的机遇,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设,促进数字劳动的安全、健康与和谐发展正当其时。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15JD710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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