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海龙、高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 《法律适用》2009年第10期。

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性和基础性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作为新时期民商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学术界和司法界均有很多讨论,却很少有人论及该项制度在法官职业思维的内心确认中是如何运行的这一本质问题。基于此,笔者拟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法官裁判的内心推演更微观地“再现”诉讼调解的价值,进而揭示调解是如何被当事人选择和需要的以及诉讼调解在当前表现的宏观特征、问题及应对。

一、研究样本选择:问卷调查、座谈和相关统计数据

(一)调查的对象

我国80%到90%的案件集中在中、基层人民法院,其中又以民商事案件居多。从研究目的出发,本文的调查对象是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13个基层人民法院正在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线法官。作为13朝历史文明古都的西安,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现代文明的刷新,正呈现着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极具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当事人诉求的多样性和案件的相对复杂性,也决定了法官必须具有相当的业务水平。所以,西安作为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且比较发达的中西部城市,其案件的类型及难易程度和法官水平站在我国的整体视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调查方法和要求

1.问卷调查: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笔者设计了相应的问卷调查表,委托西安中院和13个基层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庭进行调查。对象是填表时正在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官和正在法院进行诉讼的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325份,有效320份。

2.统计分析和座谈交流:依据内容的需要,笔者收集统计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调查的样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西安市两级人民法院以及其他法院的相关数据,同时参加或约请了西安市两级人民法院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官进行座谈,充分获取第一手感性资料,调查资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研究方法上的要求:笔者在该选题的调研中力求做到两点。一是体现实证性,力求收集大量审判一线鲜活的实践素材作为研究的基础,力求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是全面、翔实的审判资料和统计数据合乎逻辑的推演;二是体现价值性,力求展示诉讼调解是如何被法官选择和运用的,力求对诉讼调解制度在法官职业思维的内心确认中是如何运行的这一本质问题作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分析,既注意研究裁判主体主观能动性对实现调解价值的作用,又注意研究诉讼调解制度对法官调解行为的规范引导,力求提出的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二、样本分析:调解价值的实现路径

(一)微观分析

1.调解是如何被当事人选择的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官,常被要求既要注重案件的法律效果又要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因此,良好的司法效果不仅仅是公正审判,更应当使纠纷处理结果能够令当事人所感知、所理解、所认同。“法律的生命力蕴于解释和适用之中。”{1}诉讼调解正是因为融汇着法官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消除或减少了当事人之间的疑惑而广受欢迎。笔者关于“调解是如何被当事人选择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85人中,选择‘a.有利于执行”的有46人,占24.9%,选择“b.不伤和气”的有37人,占20%,选择“C.法官的解释说理为我们分清了责任”的有66人,占35.7%,选“d.效率高”的有18人,占9.8%,选“e.可以退一半诉讼费”的19人,占10.3%;其中,同时选择a和c的有80人,同时选择a、c和e的有50人,同时选择a、b和c的有36人,同时选择a、b、c、d和e的有29人。

从中可以看出,单选项中人数最多的是“法官的解释说理为我们分清了责任”,多选中重复最多的是“法官的解释说理为我们分清了责任”和“有利于执行”,这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当前当事人的内心愿望和诉讼需求。在当今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而维权意识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极为原始的法制观念与极为前沿的法制观念同时成为反映司法环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同一个法院,也会遇到思想观念、文化修养、社会阅历和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能要隔几个时代的当事人”。{2}他们迫切需要法官能够将案件事实、法律规定、证据采信等通过法官耐心的解释与说理,转化为能够让他们理解和接受的裁判结果,同时他们也迫切需要,不论是调解还是判决,其审理结果都能够得到执行。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言,“加强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说理性是有效吸纳不满的另一个途径和方法。”{3}

2.调解是如何被法官选择的

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有判决、调解、裁定、移送等,那么法官在内心是如何选择调解的?其职业思维中有什么考虑?有无大体的规律可循?调解的价值在法官的工作中是如何实现的?带着如此等等的问题,笔者对西安市中、基层法院的民商事法官发放了138份问卷并和部分法官进行了座谈,收回有效问卷135份(其中基层法官80人,中院55人)。

(1)关于法官对调解的认识与喜好

在“您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否重视调解工作”问卷中,选“重视”的有71人,占52.6%,选“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的37人,占27.4%,同时选“重视”和“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的有20人,占14.8%,选“不太重视”的5人,占3.7%,选“无所谓”的2人,占1.5%。该项调查显示了民商事法官对调解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自愿原则的尊重。在“您审理的案件中,曾经做过调解工作的案件大概占2007年所审结案件的比例”问卷中,选择90%以上的有55人,选择90%-70%的有32人,选择70%-50%的有23人,选择50%-30%的有18人,选择30%-20%的有5人,选择30%-20%的有2人。

关于“您内心在工作中喜欢使用哪种方式结案”,65人选择调解(其中基层法官38人,中院27人),30人选择判决(其中基层法官21人,中院9人),32人选择视个案案情而定(其中基层法官10人,中院22人),18人选择裁定(其中基层法官8人,中院10人)。

关于“您在选用结案方式时的习惯是”,62人选择“因案制宜”,65人选择“有一定顺序考虑,如先做调解、撤诉工作,不成则判决”,8人选“其他”,无人选“任意决定”。座谈中,民商事法官普遍认为,目前大家都比较重视调解,不仅仅是因为最高法院强调调解,现实中调解结案的效果更好些,因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所以当事人的怨气也少。裁定方式不是法官想选择就能选择,必须等待当事人申请撤诉或事实查清以后才能定。其中,中院法官对于究竟选择何种结案方式,在偏好调解的同时,更倾向于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视案情而定。这与上述调查数据也相互印证。同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法官即使是选择判决结案,也会在审理中做很多调解工作,将调解作为审判的辅助手段。他们认为,即使调解不成,一些事实和法律关系也会在调解中厘清,调解中的说服工作也有助于消除当事人的一些质疑和怨气,有助于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

(2)法官选择调解的动机和原因

前述调查反映了法官内心对调解的认识和喜好,侧重的是法官对调解感性认识和主观认识的调查。同时,笔者也考察了影响法官选择调解职业思维中的客观因素,力求揭示法官职业思维过程中促使其选择调解在主、客观交互作用下的动机和原因。在“促使您进行调解的内心动机和原因是什么?”调查中,选择“a.调解的效率高、成本低,能迅速结案”的有22人,选择“b.当事人满意率高、上诉、闹访的少”的56人,选择“c.因为法律规定要进行调解”的20人,选择“d.因为法院将调解作为考核审判质量的重要指标”的37人,没有单独选择“e.调解书比判决书制作起来更为简单、省事”的,但是同时选择上述五项的有20人,同时选择a、b、c和d的10人。

这反映出法官在近年来更加重视当事人的满意度和案件的社会效果。座谈中,一些法官也提出,他们现在常常和当事人换位思考,体会他们在纠纷中的心情和困境,也要求当事人之间换位思考,这样对纠纷的最终解决大有益处。同时,数据也反映出,法院将调解作为考核审判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很多法官选择调解的内心动机和原因,这种考核对法官调解意识的增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法官在座谈中说,其实调解也不容易,要耐着性子做很多思想工作,要放下架子,甚至要走村串户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以前没考核时,做不做调解没关系,能否调成也没关系,现在要考核了并且很多法院都将调解率作为法官业绩和评先的条件,因此就不得不重视,真正做了以后发现,调解真的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当事人比较满意。经过本课题的调研,笔者也发现,过去以专业型和院校型或者是以经验型和知识型来划分对调解和判决之喜好的现象已经很模糊,法官们普遍认为,不论是调解还是判决,法律专业知识和调解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

(3)法官进行调解的态度与方法

法官为了促成调解,就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您认为法官对案件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事人调解时的意见和判断”问卷显示,105人(77.8%)的法官认为“有很大影响”,9人认为“完全左右”,21人认为“很少影响”,无人选择“没有影响”。

“在调解工作中,您更多采用的是那种方法”,75人选择“多种方式”,27人选择“面对面式调解”,28人选择“背对背式调解”。座谈中,很多法官认为调解方法不是固定的,需要因案而定。简单案件、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面对面调解,分歧大、闹得厉害的案件也要当面调解,同时还要采用多种方式。实践中,法官们都有很多调解的心得和方法。比如,在“如果当事人不愿调解,您是否会‘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调解?”调查中,93名法官选择“会”,25名选择“视具体案情而定”,12名选择“不会”;“您调解时是否经常或重视吸收其他力量协助调解”问卷显示,基层法官选择“经常使用”的25人,选择“偶尔使用”的37人,“未使用过”的18人,中院法官选择“经常使用”的8人,选择“偶尔使用”的15人,“未使用过”的32人。可见,基层法官吸收其他社会力量协助调解的人数多于中级法院。在“您调解成功的案件中,调解方案一般是如何产生的”调查中,97人选择“由法官中和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提供”,18人选择“由当事人及代理人提出”,20人选择“由法官提出”。可见,法官在调解中的态度和方法对调解的促成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该调查也反映出依靠当地党委、政府、村委会等社会力量协助开展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优良传统近年来在调解中的优势被轻视了。

3.当前影响法官发挥调解作用的重要因素

笔者关于“您认为当前限制调解作用的重大因素”问卷显示,有89名法官同时选择了‘a.时间紧、审限限制严格”、“b.工作量大、做调解的时间和精力不够”、“c.当事人要求太高或情绪激烈,以死相要挟”和“d.当事人的有些要求非法院所能解决”,有56人同时选择了b、c和d,75人选择了a、b和d。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案件的调解已不再是简便快捷的,而是需要在审限紧、案件多的情况下多次地、大量地、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劝导工作,而有的案件也需要相关单位和人员的配合。

在“您认为影响当事人达成调解的主要障碍”问卷中,60人选择“当事人之间矛盾太大”,19人选择“当事人的代理人配合不够”,37人选择“法官欠缺调解技巧和方法”,14人选择“当事人不接受调解”。座谈中,很多法官认为调解方法和技巧对促成调解是很重要的。一些年轻法官学历高但生活经验不足,也会影响调解工作的开展。俗话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同样的案件,有的法官就能促成调解,而有的法官则不能。所以,从法院内部来说,缺乏对调解经验,尤其是对调解方法和技巧的总结交流和学习培训,缺乏对法官调解技能和艺术的总体把握是当前制约调解价值发挥的重要阻碍之一。

(二)宏观分析

1.近年来调解解决纠纷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从统计数据分析,近6年来,西安市两级法院一、二审民商事案件平均调撤率从2002年的30.3%上升到56.8%,其中2002年到2003年有小幅上升,2003年到2004年上升3.4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5年上升11.1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较大,2005年到2007年,调撤率大致维持在55%左右,处于基本平稳趋势。同时,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呈现以下特点。

(1)中、基层法院法官的调解意识普遍增强。近年来,西安市两级法院一直把调解工作作为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13个区县法院和市中院均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调解激励措施,不断提高调解意识、培养调解能手,注重调解经验交流,通报每月调解情况,鼓励法官在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下,创新调解机制和方法,讲究调解技术和方法,提高法官调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从前述问卷调查和上述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该地区的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处于良好发展阶段,法官诉讼调解的意识普遍增强,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充分比较好地发挥了诉讼调解在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2)各基层法院的调解成效差异明显。调查中发现,西安市13个区县法院的调解成效差异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2007年为例,超过全市基层法院平均调撤率55%的有9家法院,其中有4家法院的调撤率在70%以上,还有4家法院的调撤率分别为48.7%、54.5%、53%和52.2%。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集团诉讼、群体性诉讼、案件数量、诉讼时效以及调解方法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在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调撤率始终较高。2007年,西安市基层人民法庭的调撤率平均达到83.8%,有7个人民法庭的调撤率高达90%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同样类型、难易相当的案件在人民法庭审理的调撤率要高于在基层法院民商事审判庭的。座谈中,人民法庭的法官认为,这主要和他们的职业习惯、当事人的要求和案件类型有关,他们更加关注案结事了和定纷止争。

2.当前最大化实现诉讼调解价值的制约因素

调查中,笔者发现诉讼调解作为一个动态的解决纠纷过程,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调解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其中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当事人及代理人方面的,也有法院自身的。笔者在此主要分析法院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恶意调解审查不严。近年来,当事人相互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真相,通过法院诉讼程序谋取法院调解书,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的转移财产、获取他人或集体利益、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呈递增趋势。如某甲起诉某乙离婚,在尚未送达起诉副本时,双方主动来到法院,称其已达成协议,要求法院予以确认,法官急于结案,同时又怕当事人反悔,所以没严格审查到庭当事人的身份,便出具了调解书。此后不久甲即结婚,乙到法院称其并未到法庭离婚,法院这才发现出庭的人员确实不是乙本人,而是乙的妹妹。{4}

(2)调解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一方面,调解工作规律与法院现行管理的冲突给调解带来障碍,表现在:一是法院审限管理严格,“由于庭审的激烈对抗性特点和时间的限制,当事人一般很难达成协议;大部分法院的信息管理系统没有申请和解以及延长调解期间扣除审限的相关设置,影响承办人的调解积极性。”{5}二是法官为了促成调解,客观上需要积极、主动、热情并作大量的说服劝导工作,而一旦调解失败,一些当事人又将此作为投诉法官的证据,而法院管理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另一方面,由于调解能有效降低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最大限度地化解纠纷,从而减少法官的职业风险,所以,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也出现了片面、机械追求调解率的情况。尤其是,“调解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均被软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对增加,有的法官甚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双方当事人,强拉硬拽,搞强迫调解,使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遭到人为的破坏。”{6}同时,由于很多法院将调解率作为考核审判质量的重要指标,有的法官调解时出现功利性倾向,不注重法律的解释引导工作而是故意曲解法律,哄骗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3)调解、执行兼顾不够完善。实践中,有的法官责任心不强或业务能力不高,认为只要说服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就能案结事了,忽视对调解协议可执行性的认真审查或调解书制作不规范、主文表述不严谨,导致因调解协议产生歧义、矛盾等引发执行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某甲起诉某乙返还车辆,但该车辆已灭失,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乙在10日内返还甲相同品牌、相同成色车辆一辆,法院对此进行了确认并出具了调解书。但在执行期间,甲以乙返还的车辆与其车辆不是相同成色而拒绝接收,导致执行遭遇障碍。类似的虽然达成调解但仍然难以执行的情况并不鲜见。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当事人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可能不规范、存有歧义,而法官疏于审查所致。{7}

(4)调解成功率较低。从统计数据来看,法院调解的成功率仍处于偏低水平。如2007年,西安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29323件,调解9085件,调解率31%;撤诉8125件,撤诉率27.7%。虽然58.7%的调解撤诉率在全国范围比较来说,{8}处于比较高的行列,但从前述问卷调查来分析,2007年,40.7%的法官对其所结案件的90%以上做了调解工作,23.7%的法官对所结案件的70%-90%做过调解,17.3%的法官对其所结案件的70%-50%做了调解工作,13.3%的法官对其所结案件的50%-30%进行了调解,也就是说,81.5%的法官对其所结案件的50%以上做了调解工作,但是全市法院调解的成功率只达到28.7%,虽然有很多案件是经调解后撤诉的;而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95%的民事案件是在法院内设的调解等替代诉讼机制中解决的,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9}

三、充分发挥法院调解价值的进路

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多层次的经济关系、多角度的经济交往,势必对争议解决方式提出多样化的要求,以满足不同主体在不同经济社会关系中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需求。发展多样化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是适应市场经济主体多样化的必然选择,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10}在目前其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诉讼调解作为法院的重要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定期分析诉讼调解的运行情况,总结调解运行规律,促进诉讼调解的成功率,这才是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之价值的进路所在。笔者认为应重点着手以下方面。

(一)调解自愿与处分合意相结合

诉讼调解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但这种合意不同于民法上所讲的合意,民法所讲的合意是一种民事行为,而诉讼中的合意是一种诉讼行为。诉讼的目的是平衡各方利益。{11}调解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愿。但是,这种诉讼中的自愿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绝对自愿与相对自愿的结合体:是否自愿启动调解程序、能否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达成什么内容的协议,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是绝对的自愿,否则就会产生强制调解,但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要经过人民法院严格的审查,人民法院需从协议的合法性、公平性及可执行性等方面进行审查,也就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法院认可才能实现,所以此时当事人的自愿是有限的自愿。{12}诉讼调解的过程是当事人启动调解程序的绝对自愿与相对自愿的有机统一体,这就要求法官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均表示同意调解的情况下才能启动调解程序,而且必须尊重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当然,“法官可以帮助双方当事人澄清法律和事实上的实质问题,引导当事人就解决争议的方案进行协商或向双方提示解决争议的方案,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所不愿接受的调解方案。”{13}同时,某种程度上讲诉讼调解实质上是一种以当事人的妥协让步实现其权利救济的法律制度。比如,起初不同意调解的当事人经过法官释明之后又接受调解的行为,是当事人对自己利益重新估计与衡量所作出决定,是处分权的体现,并不违反调解启动自愿原则。因此,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司法权,应当服从当事人调解的处分权,突出当事人调解的自愿性和主导性。“只有这样,案件调解才能进入符合案件审理规律和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良性循环。”{14}

(二)调解规范性与奖励性相结合

对结果的规范必须从过程入手,对诉讼调解行为的规范也不例外。法院当前应以调解的规范性与奖励性相结合为立足点,既要进一步促进调解、提高调解质量,又要采取措施规范调解,使诉讼调解步入规范运行的良性轨道。

1.完善法官业绩考核体系,设计调解撤诉率、调解成功率以及结案效果指标,相互配合进行考核,同时对调解能手以及对重大疑难案件调解成功、社会效果特别好的法官进行嘉奖,鼓励调解工作做得好的法官及法院。同时也要强调调解工作不能单纯、片面追求调解率,关键是要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消解当事人之间的激烈矛盾,为案结事了打下坚实的基础。

2.充分尊重当事人调解的自愿性,禁止法官调解中的超职权主义现象。无论是背靠背或面对面的调解,法官都要如实向当事人释明实体法的规定、诉讼的风险、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保障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和能获得真实的信息,使调解成为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品,并尽可能地接近实质公平。{15}

3.严格审查程序,包括对当事人身份、调解协议合法性和可执行性以及调解协议语言文字的审查,防止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恶意调解,消除调解协议的不合法性、语言上的歧义,同时防止调解协议难以执行给法院造成负面影响。

(三)司法理念、法律逻辑与调解技术相结合

任何案件的审理都是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为基础的复杂的法律论证过程,同时从法官职业思维来说,又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调解是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尽管我们期望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的特征,”{16}它不仅是包含着审判技能的法律技术,也是蕴含着经验因素的生活技术。所以,法官必须掌握扎实的法律理论知识,养成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善于运用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调处纠纷。这不仅再次让我们重新理解宋鱼水法官提出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审判理念及其纠纷处理模式的深刻性和本土性,其本质是法官发挥能动主导作用,充分尊重并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共同去发现适于本案纠纷解决的法律,并通过议论的法律解释过程适用法律,最终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彼此之间求同存异,达成调解,很好地解决纠纷。{17}而从法院来讲,也应注重对调解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定期调研、加强指导并注重对法官上述各种能力的培养,尤其要注意在培养法官的调解方法与技术的同时,更要着重提高法官对调解方法技术背后蕴含理念的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唯有如此,从理念和技术层面双管齐下,才能切实增强法官和谐解决纠纷的司法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诉讼调解在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戈登:《律师独立论—律师独立于当事人》,周潞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2}李玉杰:《审判管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张卫平:“吸收不满与司法公正”,载《法制日报》2005年11月17日。

{4}高伟、李小鹏:“法院调解的法理思辨”,载《西安审判》2007年第4期。

{5}杨育林:“对当前民事调解工作情况的调查分析”,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4期。

{6}同注{4}。

{7}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好的情况,例如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法院第六次调研工作会议上,贵州省平坝县人民法院的经验交流材料表明,“自2004年到2008年,调解结案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所占的比率仅为5.63%、5.65%、7.16%、2.8%和6.12%,绝大多数实现了案结事了的目标。”{8}200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调解撤诉率是54.25%,2006年是55.06%。参见杨育林:“对当前民事调解工作情况的调查分析”,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4期。

{9}何鸣:《人民法院调解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10}肖杨:“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10期。

{11}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科2003年版,第373页。

{12}同注{4}。

{13}刘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平衡模式之探究”,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3期。

{14}北京一中院:“改进诉讼调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载《法学评论》2007年秋季增刊。

{15}公丕祥:《纠纷的有效解决》,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16}同上注{14} 。

{17}孙海龙、董倚铭:“法律发现理论的发展进路—兼论宋鱼水‘辩法析理 胜败皆服’审判方法”,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10期。

发表评论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