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劳动合同法》修改问题的思考

——兼对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三批”《劳动合同法》的回应*

 【摘要】:现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和配置效率,并为民生问题提供托底保障。应对此要求,《劳动合同法》既有契合性,也有局限性。为此,应当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依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针对《劳动合同法》中不同条款的不同问题及其不同原因,分别选择从严或从宽规制、加大或减弱保护力度的修改取向,将修改规则本身与修改适用范围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适度扩大其总体适用范围和细化其具体条款适用范围,以满足对劳动关系分层和分类规范的需要。

【作者】:王全兴,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工会理论研究(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学报)》 2016年04期

恰逢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处在争论漩涡的《劳动合同法》,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及前后又被推上争论的热潮。其中的亮点之一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后在清华大学演讲(2015.4.24.)、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演讲(2016.2.19.)和全国“两会”答记者问(2016.3.7.)中三次批评《劳动合同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要求

所谓供给侧或需求侧改革,只不过是分别从供给、需求两侧描述改革的一种视角,即指将改革的着重点分别置于供给或需求体制机制的改革。从我国改革历程观察,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就始于供给侧改革,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属于供给侧改革,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也属于供给侧改革。在和谐社会被确立为改革目标之后,需求侧改革才一度成为改革的主角,且在内需尤其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上成效显著。而当前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在供给侧出现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低、企业经营成本高等)而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由增强到减弱的背景下,改革供给体制机制,推进供给结构调整,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供给结构调整本身不是改革,去产能本身也不是改革,而以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调整供给结构的问题,才是改革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旨在实现从供给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亦即由有形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向无形要素(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等)贡献型增长;由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型增长转向更多依赖人力资源型增长;由人口红利型增长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型增长,等等。较之以往需求导向和管理的思路,这是调控方式的创新,而不等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主义,因为尽管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仍然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且,供给侧改革不是对以往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否定,而是与需求供给侧改革的互补。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相关的核心事项是,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尽快解决人力资源供给问题。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1)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其要点有:促使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并要求政府对此提供政策支持。(2)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亦即劳动参与率)。其要点有: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维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公平性;加快农民工市民化。(3)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为民生问题托底。当前急迫是的去过剩产能行业的职工安置;突出的还有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完善劳动基准和社会保障。上述前两项是常规任务,最后一项是阶段性任务。

二、《劳动合同法》是否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三次批评《劳动合同法》的主要观点中,有的是老观点重提,如《劳动合同法》超前50年,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有的是由老观点延伸出的新观点,如《劳动合同法》导致中高级技师短缺,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利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言下之意,《劳动合同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是相悖的。

(一)《劳动合同法》超前50年吗?

楼继伟2015年4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劳动合同法》 “可能超前50年”。试想,回到 50年前即1965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分割,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今天的《劳动合同法》能依那时的劳动关系状况设计吗? 展望50年后即2065年,市场经济体制应已成熟,工业化、城镇化也已完成,后工业社会因素将居重要地位,今天的《劳动合同法》能适应那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吗?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且与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重叠的特殊历史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早期、中期、晚期的因素分别存在于一定区域,后工业社会因素在有些区域已现端倪。《劳动合同法》以工业社会工厂制、标准工时制的劳动关系为主流样本进行制度设计,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会面临着对后工业社会因素难免滞后、对工业化早期因素难免超前的问题,但绝不是超前50年的问题。

(二)《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吗

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 这并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事实。《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关系的灵活度明显上升。至少有两种事实不可忽视:(1)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相当普遍,且逐年递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12年2月8日)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 ①“短工化”相当普遍。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②“短工化”逐年递增。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平均持续时间,2004年工作大约为4.3年;2008年为2.2年,缩短了近一半。初次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能持续的时间, 2000年为3.8年,到2008年缩短为1.4年。(2)灵活就业不仅形式增多,而且规模在扩大。有资料显示,从2006年起,每年灵活就业人员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比例都达80%以上,至2013年末,灵活就业总人数约2.2亿人,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63.2%。(李丽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14年第6期)2014年2月中国就业促进会发布的《网络创业就业统计和社保研究项目报告》显示,全国仅网络创业带动的直接就业规模接近1000万人,其中个人网店带动网络创业就业人数达600万。

楼继伟又说,《劳动合同法》规定“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 这是不懂法的说法,《劳动合同法》那一条有这种规定呢?

楼继伟又说,“我国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业,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如果没有订单了,让你们回家,再把你们召回来,能否签订临时合同呢?不行。法律遵从成本非常高。”请问,富士康是代工企业,难道不愿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吗?即使小微型代工企业即使受订单波动影响较大,“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正好可满足其灵活用工的需要,而不必担心无固定期限合同问题。其实,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岂会恐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人总是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视为劳动关系僵化的罪魁祸首,当年张五常甚至还说无固定期限合同会导致“铁饭碗”, 而古今中外并无这种个例,作为经济学家举不出个案就作出结论,是有愧于经济学家身份的。在农民工中,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至今仍然不高。

​(三)《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吗?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提高是事实。但需要对用工成本提高作具体分析。例如,要分清用工成本提高中哪些项目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哪些不是;哪些是《劳动合同法》直接造成的,哪些是间接造成的,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哪项规定直接提高了哪项用工成本;还有,因《劳动合同法》所提高的用工成本中,哪项合理、哪项不合理,哪项是守法成本、哪项是违法成本。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准确判断《劳动合同法》与企业用工成本提高的关系。其实,在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供给减少、生活成本上升、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等提高用工成本的诸多因素中,《劳动合同法》的作用极为有限。它根本没有工资刚性增长的规定,所增加的主要是解雇成本和违法成本,这在企业总成本和用工成本中,所占比重都很小。并且,相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有降低用工成本的规定,例如,关于对高薪劳动者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经济补偿金“双封顶”的规定,等等。

​(四)中高级技师短缺问题也能归咎于《劳动合同法》吗?

楼继伟说,“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众所周知,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前,中高级技师普遍短缺,而企业只热衷于“挖人才墙脚”却少有培训职工意愿,已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劳动合同法》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即在第37条承续《劳动法》第31条关于劳动者提前30日书面预告用人单位就可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的同时,还在第22条确立出资培训服务期制度,并且未像国外有的立法那样规定最长服务期限,而对有的地方立法中支持“挖人才墙脚”的特殊待遇服务期制度未予确认,其目的就在于调动用人单位出资培训职工的积极性。[①]再者,《劳动合同法》保障劳动关系的稳定,就是为企业能产生培训职工的意愿创造条件。不可想象,在劳动关系短期化的大背景下,企业能有培训职工的意愿。

​(五)《劳动合同法》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吗?

楼继伟说,“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劳动合同法》还“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资本、劳动、土地等全部有形生产要素的产出增长率超出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亦即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各种有形要素增长而归因于技术进步等无形要素的那部分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故被称之为“纯技术进步增长率”;而在我国,除技术进步外,还要依靠资源合理配置等。例如,产能过剩必然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这与劳动法无关。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中,与劳动法相关的主要是人力资源的配置和素质。《劳动合同法》较之《劳动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其更突出亮点,一方面,为以市场机制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仅保障劳动者自由流动,而且还新设灵活用工制度(如劳务派遣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另一方面,为调动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仅更重视劳动关系稳定,而且还新设出资培训服务期制度。

(六)《劳动合同法》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楼继伟还认为,“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否则就“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从2007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实际上他作出了一个判断:《劳动合同法》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2007年起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能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由归咎于《劳动合同法》,则是没有抓准问题的关键。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出现经济停滞而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状态,发展中国家多面临这一问题。在其多元和复杂的原因中,就我国而言,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较之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更为突出,因为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由来已久且相当严重;而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在近几年才出现,尚未达到严重程度,且有对以往低工资增长模式补课的意义。

面对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劳动法若作用不力,此问题将更加严重,势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若作用得力,此问题才可缓解,不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更需要经济法,尤其是财政税收和公共产品(服务)法律制度作用得当。这才是楼继伟部长职责范围内应当动脑筋的问题。

面对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若试图通过减弱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力度,降低工资增长率,势必加剧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若不降低工资增长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需要劳动法进一步发挥其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配置效率的作用,且需要经济法等相关法律部门与之配合。

(七)《劳动合同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具有契合性

从我国改革史上看,伴随于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劳动合同制度变迁,成功实现人力资源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堪称供给侧改革的范例。故在《劳动合同法》中,已有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因。其中,已有保障劳动者自由流动、稳定劳动关系、规范灵活用工、调动人力资本投入积极性等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契合的制度设计。当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问题,如新产业、新业态和“双创”中的灵活就业和人力资本投入问题,还有待在《劳动合同法》修改和相关立法中解决。还值得指出的是,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措施中,应当看重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等,而不是降低用工成本;即使降低用工成本,也应当是降低社会保障成本,而不是降低工资增长率,因为降低工资增长率不利于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三、《劳动合同法》修改问题的思考

​(一)修法背景

任何立法、修法都要从背景出发,并以此为导向。现在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背景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问题导向方面。诸如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劳资矛盾和冲突、TPP劳工标准的挑战等问题,是否需要修改《劳动合同法》来应对,对修改《劳动合同法》有何要求?二是目标导向方面。如果只跟着问题导向走,没有目标导向,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入偏门或走弯路。和谐社会、共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产业结构升级(如中国制造业2050)等,都应当考虑。《劳动合同法》如何修改,才有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例如,劳动合同法不坚持稳定劳动关系的基本取向,能确保“中国制造业2050”实现吗?

(二)修法原因

讨论中提出的原因有很多,要者如:经济下行、用工成本高、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出现新业态,等等。对这些原因要做结构性分析。一是相关性程度。与《劳动合同法》相关性强的原因才可考虑,相关性弱或不相关的则不予考虑。只有相关性强的问题,才可通过修改《劳动合同法》来解决;否则,就是吃错药、打错针。试图通过修改《劳动合同法》来解决中高级技工短缺问题,就是如此。二是长期性与短期性。长期问题以法律手段解决为主,短期问题以政策手段解决为主。例如,经济下行、去过剩产能,未必是长期性问题,难以指望修改《劳动合同法》来解决。面对经济下行、去产过剩能的问题,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而不是要不要保护劳动者、要不要保护企业的问题。如果不保护企业,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如果不保护劳动者,就会出现社会危机。最可怕的是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联动。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是试图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中间起到防火墙、隔离带的作用,对劳动者权益能够托底就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三是有无正当性。例如,歧视性降低用工成本的滥用劳务派遣,盛行于建筑业的层层分包转包,就属于不正当的灵活用工,《劳动合同法》决不能因其灵活而放松规制。

(三)修法取向

对《劳动合同法》如何修改,众说纷纭。其中显示出两种似乎对立的修改取向,对规制强度有的主张从严、有的主张放松,对劳动者保护力度有的主张加大、有的主张减弱,各有一定道理。这需要联系前面所说的背景因素、《劳动合同法》评价、修法原因,来综合考虑,谨慎选择。在具体选择时,应当作结构性处理,对不同条款的不同问题及其不同原因,分别选择不同的修改取向,而“一边倒”的修改取向是有害无益的。

(四)修法维度

对《劳动合同法》的具体修改,可从两个维度思考,一是修改规则本身,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等;二是修改适用范围,包括总体适用范围和具体条款适用范围。其中,修改适用范围更重要。

关于《劳动合同法》总体适用范围要否扩大和如何扩大的问题。例如,国外劳动法中的雇主一般包括自然人雇主,我国发展到现阶段,自然人雇主已不再限于家庭雇佣保姆了,其领域已经扩宽,也应当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再如,当前出现很多新业态,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的灵活就业形式不断增多。其中,有的在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从属性劳动与独立劳动之间,似是而非,是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作为非典型劳动关系对待,还是放入民法调整范围并以予以特别法保护,这值得思考。因为这类劳动者群体的从业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如果不给予一定的倾斜保护,许多劳动者长期处于低质量就业状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不可持续。

《劳动合同法》具体条款适用范围主要是如何细化的问题。现在对《劳动合同法》的许多批评,也聚焦在“一刀切”式调整方法上,缺少分层分类保护,一些条款对这一群体合理而对另一群体则不合理。对有这类问题的具体条文只得细化其适用范围,明确其不适用哪类或哪几类主体,或对哪类或哪几类主体另作特别规定。其实,国外立法早就这样。

(五)相关配套

有些问题,不是修改《劳动合同法》就可以解决的,配套措施需要同步跟上。当前特别需要两种配套: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例如,社会保险缴费高问题,在社会保险实际覆盖面扩宽之后,就易于解决;劳动合同解除终止经济补偿金问题,在失业保险实际效用提高后,就不会那么令人纠结;晚婚假和生育假问题,在社会福利制度跟上后,就会减轻企业的职业福利负担。二是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例如,国有企业一直是用工双轨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意味着加入了体制内职工队伍,所以,真正恐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是国有企业;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曾一度成为滥用劳务派遣的重灾区。这类问题,只有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做好了这两个方面的配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压力就减轻了,才是既治标又治本。

 

① 《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资培训和特殊物质待遇属于用人单位之间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竞争方式。出资培训是开发型人才竞争,即人才增量竞争,其直接开发人力资源,可直接从数量和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源的供给,且对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几乎无负面影响。而特殊物质待遇,则是争夺型人才竞争,即人才存量竞争,其争夺既有人力资源,虽然可激励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但对增加人力资源供给的积极作用小于开发型人才竞争,并且,还会加剧人力资源供求矛盾,对劳动力市场秩序有负面影响。发达国家在争夺型人才竞争非常激烈的同时,开发型人才竞争非常发达;而在我国争夺型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开发型人才竞争却发育不足。如果对争夺型人才竞争规制不当或不力,将会进一步抑制开发型人才竞争的发育。所以,我国现阶段的政策选择应当是,鼓励开发型人才竞争,限制争夺型人才竞争;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需要,更应当如此。

 


 

附:楼继伟三次批评《劳动合同法》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

楼继伟

发布日期:2015-04-30

http://www.sem.tsinghua.edu.cn/portalweb/sem?__c=fa1&u=xyywcn/69292.htm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楼继伟批劳动合同法:工资过快增长降低投资意愿

2016年02月19日16:08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6-02-19/doc-ifxprucs6256516.shtml

楼继伟批劳动合同法 工资过快增长降低投资意愿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2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了《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题发言。

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应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率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竞争力——凡此种种,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

后续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衡好对劳动者和企业的保护。另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解决一些职工落户等问题,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题目和我不太搭,因为全要素讲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等,要讲这部分可能要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讲讲前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话题。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的测算1980-2012,中日美韩,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是比较高的,这是改革开放越来,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来自于要素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近年来,有点变化。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些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有些国家,我们认为他们不太行,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还挺快,如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这三个阶段里,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分别30%、66%和70%。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其实他们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不然日本人口减少,经济增速会更低。

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我国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业,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相当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大量类似这样的规定,使得企业遵从成本很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没有订单了,让你们回家,再把你们召回来,能否签订临时合同呢?不行。法律遵从成本非常高。

第三点,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第四点,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下你在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要支付大量费用。

第五个,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再有一方面,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比如,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不愿意长期投入等,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财政部长楼继伟答记者问实录

2016年03月07日11:26 中国网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3-07/doc-ifxqaffy3694256.shtml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将于3月7日(星期一)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副主任、主持人曲卫国宣布会议开始。

………

台湾经济日报记者:

您之前曾经提过《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以及工资过快上涨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这也是很多台商过去几年一直反映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当中有一些是超前的,有没有修正的可能,应该如何修正?在工资增长和企业的合理负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谢谢。

楼继伟:

《劳动合同法》的问题,我是在两次的学术活动中,以学术的角度讲过。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次是在五十人论坛,讲过《劳动合同法》相关问题。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标准工时的模式,也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在职的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我曾经做过分析,一个是没有激励去提高职工的高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楼继伟:

由于刚才说到了,是标准工时制为基础的,而不是适合于灵活用工,那些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把工人招来,签订临时合同,没有订单的时候你先做别的什么。企业是灵活用工的。但是我们是标准工时制为基础的《劳动合同法》,使得这些企业都非常为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谁了呢?低技能的劳动者工作机会就少了。从产业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去了。那么最终损害是谁呢?损害的是劳动者,减少了就业机会。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这几年薪酬的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看到这些问题要指出来,因为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之前我在社会上学术活动中说了,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回答问题,是部长身份,既然问到了,我也给你回答一下。

 

楼继伟批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在职员工

China’s Finance Minister criticizes laborlaw on live TV

中国日报网 2016-03-09 15:38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2016-03/09/content_23798724.htm

The widely held belief that the Great Hallof the People, iconic edifice of China’s political democracy, had little roomfor spontaneous dissent crumbled today when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delivered a lengthy attack on a standing law, live on national TV.    人民大会堂代表了中国民主政治,人们普遍认为政务讨论中很难听到批评的声音,但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却让人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记者会上发表长篇言论,直击现行《劳动合同法》的弊端。

Monday was the third day of the nationalparliamentary session, and the news briefing where Lou made his unprecedentedstatement was host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the body whichapproved his nomination as Finance Minister and whose Standing Committee in2007 passed the Labor Contract Law which has so irked the minister.3月7日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在由全国人大主持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表了这篇前所未有的言论。楼继伟正是被全国人大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让他感到困扰的法律就是2007年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劳动合同法》。

Hundreds of reporters were present to hearthe man who holds China’s purse strings, when one of them, citing complaintsfrom entrepreneurs, lit Lou’s fuse by asking about previous criticism he hadmade of the law.记者会上有数百名记者出席,有记者援引企业家对《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和抱怨,再次对楼继伟此前对此法的批评言论提出问题,由此触发了这位手握中国经济命脉的财政部部长的长篇言论。

Those comments had been to a ratherdifferent audience, one composed mainly of academic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on another occasion at a scholars’ forum. Well-known as a no-nonsensestraight-talker, Lou held nothing back.楼继伟干脆利落,直言不讳,对问题毫不隐瞒。他曾两次就《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对不同听众提出意见,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从学术角度进行批评,另一次是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向参会学者提出修改劳动法的建议。

The minister’s argument is that the law isoverprotective of employees, making employers unwilling to create jobs andinvest in training. This, Lou claims, ultimately hurts workers by denying themjobs openings or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skills.楼继伟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的保护比较多,未能激励企业对职工进行企业培训、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这最终会对劳动者造成伤害,因为企业提供的职位和员工提高自身技能的机会都减少了。

“For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theextent of protection afforded by the Labor Contract Law is unbalanced,”Lou said. “For prospective employees, especially the low-skilled, the lawdiscriminates against them.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

“As employees are allowed to terminateemployment easily with only one month’s notice, employers lack the motivationto invest in training. Why would any business spend money on training them? Ouracute shortage of medium to highly skilled technicians partly stems from thislaw.”“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

“An employee may not work hard and thelaw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employer to deal with by, for example, firinghim or her. That prevents another prospective employee from taking theposition.”“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Lou is not the first to voice concern overthe Labor Contract Law. The draft spent nearly a year in front of the cabinetbefore being submit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PC and took another 19months to be approved.楼继伟不是第一个针对《劳动合同法》提出意见的人。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后,国务院将《劳动合同法》草案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过程历时19个月之久。

In China drafts are usually read threetimes, but the labor contract draft was read for a fourth time, after its fulltext was releas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在中国,法律议案一般要经过三次审议,但《劳动合同法》在经过三次审议后向公众征求意见,后又进行了第四次审议才通过。

英文来源:中国日报译者:郭雯熙审校&编辑: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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