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仅加速而且与市场化、全球化重叠的发展阶段,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不仅流动性强而且处于“双重体制外”状态,致使劳动关系不稳定问题不仅普遍而且成为导致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失灵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劳动合同制度的功能结构由以推进和保障劳动者自由流动为主转向以稳定劳动关系为主。然而,从“中国问题”的视角考察,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稳定劳动关系的功能仍然弱于西方国家,为加强此功能,既要重视解雇保护制度的完善,更要重视调整劳动合同期限结构和扭转灵活就业主流化趋向。由于劳动关系稳定的制约因素来自多方面,应当构建全方位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框架,由劳动合同法扩展到整个劳动法体系,甚至扩展到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律部门。

【关键词】:劳动关系稳定;劳动合同法;中国问题;法律框架

【作者简介】:王全兴,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保障监察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副会长、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来源】:《学术评论》2012 年第4、5 期合刊

自《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以来,我对劳动关系稳定问题一直感兴趣并有断断续续的思考,值此钱叶芳教授的专著《企业劳动关系稳定的法律问题研究》①出版之际,就如何认识和应对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关系稳定问题,交流点滴思考,但愿有助于读者对这个问题和这本专著的理解和评价。

一、劳动关系不稳定是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突出问题

劳动关系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而诞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关系。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即工业化、城镇化不仅进入加速期,而且与市场化、全球化重叠,这是一个中外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中国特色尤为明显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劳动关系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多个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就工业化、城镇化而言,现阶段尽管在整体上处于加速期,但在区域进程上呈现不平衡状态,即分别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中期或后期的区域同时并存;并且,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的现象也同时并存。于是,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加剧,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农民工,使劳动力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另一方面,农民工成为流动性最强的劳动者群体,并且与输入地的当地居民劳动者处于不平等状态。就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体制背景的市场化而言,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但仍处于不成熟阶段,不仅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而且不同领域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也不均衡,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完全打破。由此决定了在劳动关系领域存在一些特有现象,例如,国有企业的用工双轨制尽管形式多变但一直存续;由于存在城乡壁垒和区域壁垒,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总体偏低;民营经济发展因体制障碍而缺少适宜的宏观环境,致使就业形势严峻且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严重偏低(不足3年②)。就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国际背景的经济全球化而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出口依赖程度高成了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不得已的选择。在此背景下,规模不等的代工企业成了低端制造业的主力,使大规模利用廉价劳动力成为必然;就业和劳动关系状况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上述时代背景因素的影响下,大部分劳动关系是农民工劳动关系,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低端服务等产业,农民工已成为绝对的主力军;并且,农民工群体多处于“双重体制外”状态,即在用人单位内部因多作为低端劳动者和非正规就业劳动者而成为体制外劳动者群体,在用人单位外部因市民化程度偏低而成为公共产品分享上的体制外社会群体。由此决定了劳动关系稳定程度整体偏低。据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调查表明,“短工化”的比例相当高,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调查还发现,“短工化”逐年递增,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③从就业形式看,非正规就业主流化趋向更降低了劳动关系的稳定度。劳动派遣、外包用工、非全日制用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发展迅猛,其占从业人员的比例居高不下。据全国总工会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劳务派遣工已达到6000多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的20%,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少数央企甚至2/3以上的员工属于劳务派遣。④在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可见,劳动关系不稳定问题主要是农民工的问题,并且是与农民工群体的体制外状态相互交织和互为因果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关系不稳定,尤其是农民工劳动关系不稳定,已成为导致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失灵的主要因素。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中,由劳动基准、集体合同、职工民主管理、劳动合同、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等手段构成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虽然已基本形成,但在现阶段仅徒具形式而实效低下,例如,尽管有集体合同制度和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但体制外劳动者群体未被这些制度所实际覆盖,以致虽然有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未能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又如,在劳动关系的社会中间层协调机制中,体制内社会力量如工会、社区组织等,因其对体制外劳动群体的保护力度不及对体制内劳动者群体的保护,在体制外劳动者群体中缺失公信力,致使体制外劳动者群体寻求体制外社会力量的保护,从而形成体制内、外社会力量的分割,削弱了社会中间层协调机制的功能,致使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呈现“强政府+弱社会”的残缺结构。再如,《劳动合同法》尽管是规范单个劳动关系运行的基本法,但由于其着重规范的是正规就业者的劳动关系,以致灵活就业者的劳动关系虽然趋向主流化,却仍处于失序状态。

一般而言,劳动关系有矛盾并不是问题,而劳动关系矛盾加剧才可能是问题;若仅仅是劳动关系矛盾加剧也不足以成为问题,而在劳动关系矛盾加剧的同时,解决劳动关系矛盾的手段缺失或失灵,才是真正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劳动关系不稳定,尤其是农民工劳动关系不稳定,导致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失灵,才是现阶段劳动关系领域的突出问题。

二、稳定劳动关系标志着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功能转型

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其实质是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型,即人力资源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劳动合同制度作为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的法律形式,从试点到推广,从实践探索到制度化、法律化,一直是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线。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启动阶段。1978—1986年间,固定工制度虽然是劳动制度的主流,但在改革开放中劳动合同制度已经启动,即不仅从1980年开始在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而且从1982年开始也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进行劳动合同制度试点,劳动合同制度由临时工扩展到正式工。(2)双轨制阶段。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四个暂行规定”⑤不仅将劳动合同制度的探索引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将劳动合同制度确立为与原有职工固定工制度并存的劳动制度改革目标模式,即废止内部招工制和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制,仅对原有职工保留固定工制度,而对新招职工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此后,国有企业在继续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同时,对原有职工固定工制度实行劳动优化组合、破“三铁”、合同化管理等项改革,使之在用工机制上向劳动合同制度接近。(3)全面推行阶段。1995年实施《劳动法》,结束了国有企业的用工双轨制,劳动合同制度全面推行,不同所有制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运行规则归于统一。(4)向公共部门扩展阶段。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将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和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等灵活用工形式纳入其中。这不仅为实现“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的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且使劳动合同制度对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适应能力和适应程度进一步增强。近年来事业单位以全面推行聘用制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更为劳动合同制度跨入公共部门开拓了空间。上述可见,劳动合同制度的启动和发展过程,是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合同制度作为市场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种主要手段,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超稳定状态,转变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和保障劳动者自由流动,在劳动合同制度全面推行之前一直是其主要功能,此即市场化改革的功能,也是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特有的功能;而稳定劳动关系的功能,在劳动合同制全面推行之前则居次要地位,例如,一直以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一般、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例外,且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多为中长期劳动合同。尽管《劳动法》中的劳动合同制度已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功能,但未受到重视,其背景是,此阶段还未出现大规模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群体。而在劳动合同制度全面推行之后,尤其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群体,还有更大规模的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国有企业原职工身份被市场化置换之后,劳动关系短期化、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现象普遍化、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形式主流化等问题凸显。故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劳动关系稳定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在劳动合同制度的功能体系中,稳定劳动关系的功能一跃成为主要功能,这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度设计中多有体现,例如,加重了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义务;解雇保护措施更为得力;劳动合同约定终止被取消而只可法定终止;对劳务派遣试图从严规制;等等。而其市场化改革功能,则因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的基本形成而趋向淡化。

三、研究劳动关系稳定需要“中国问题”视角

上述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关系稳定问题,从其经济社会背景和制度基础而言,是典型的“中国问题”。无论是分析其原因、表现和后果,还是探讨其走向、目标和解决措施,都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这就需要处理好立足本土与国际视野的关系,既要从国际视野上发现中外差异和把握未来趋势;又要立足本土找出原因,并以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探索对策的根本。这本专著的突出贡献和有别于同类主题其他研究成果的亮点,就在于对立足本土与国际视野的恰当把握。在这本专著中,多个部分有国际比较的内容,然而,国际比较研究所追求的不是“请外国的和尚来念中国的经”,而是针对国内某些学者套用国外理论和制度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作法,揭示中外差别,以寻找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并说明为什么不能套用国外理论和制度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例如,尽管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功能结构已转向以稳定劳动关系为主,但通过对劳动合同期限制度、解雇保护制度等作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现行劳动合同制度的稳定劳动关系功能仍然弱于西方国家。首先,各国的劳动合同期限形式都分为固定期限与无固定期限,然而,西方国家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常态,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例外且仅限于短期(临时)劳动合同;而我国则以包括短期(临时)、中期、长期劳动合同在内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常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例外。其次,我国由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包括短期(临时)、中期、长期劳动合同且处于常态,故解雇保护制度不仅适用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适用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国外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适用解雇保护制度,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因仅限于短期(临时)合同就没有适用解雇保护制度的必要。尽管如此,不能据此认为我国的解雇保护比国外更严,因为我国解雇保护制度的渊源仅限于成文法,西方国家解雇保护制度的渊源还有成文法以外的判例、集体合同等。再次,尽管国外也出现了开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迹象和就业灵活化的趋向,但远非我国的劳动合同短期化和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主流化可比。也正因为如此,我国解雇保护制度的实际有效范围被大大缩小。可见,就加强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稳定劳动关系功能而言,不能只着眼于解雇保护制度,还应当重视劳动合同期限结构的调整和灵活就业主流化趋向的扭转,并且,调整劳动合同期限结构和扭转灵活就业主流化趋向,比加强解雇保护更重要。这个研究实例也表明,本专著在“中国问题”、国际视野、立足本土的关系上所作出的研究方法探索,或许比本专著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更有价值。

四、稳定劳动关系应当扩展法律框架

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稳定的制约因素来自多方面,故解决劳动关系稳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就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而言,应当与影响劳动关系稳定的多方面因素相对应,构建全方位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这就需要突破劳动合同法甚至劳动法的范围,扩展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框架,并按照扩展法律框架的思路研究如何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问题。其中,应当重视的要点有:(1)劳动合同法固然是直接作用于劳动关系稳定的核心制度,但不可忽视劳动法体系中其他制度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例如,集体合同可在法定解雇保护规则之外约定更高要求的解雇保护规则;劳动基准水平的提高可减小农民工的流动性;加强职业培训既可增强劳动者获取稳定岗位的能力,也可促使用人单位追求劳动关系稳定。(2)劳动法对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不可忽视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对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例如,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是稳定劳动关系所需宏观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增加农民工市民化所需公共产品的供给,则需要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共同发挥作用。又如,国有用人单位的体制外劳动者群体是劳动关系不稳定的重点之一,而要消除国有单位的用工双轨制现象,则需要继续深化包括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并需要经济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配合发挥作用;再如,中小微型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劳动关系稳定的重要经济基础,而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则依赖于经济法等多个部门共同发挥作用。

这本专著将研究重点放在劳动合同法,不仅就其中的劳动合同期限制度、解雇保护制度等提出有一定深度和创见的对策,而且还上升到劳动关系稳定“度”和职业稳定权的理论高度提出颇有新意的观点;同时还跳出劳动合同法的范围,对工会和集体合同制度的稳定劳动关系功能作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探讨。然而,这本专著所研究的只限于劳动法问题,而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等对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虽然有所关注,但未展开分析。这种不足,期待钱叶芳教授和学界同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弥补。

注释:

①钱叶芳: 《企业劳动关系稳定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5月版。

②据2005年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透露,我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见《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民企寿命平均2.9年》,《深圳商报》2005年7月1日。

③车辉:《农民工就业出现“短工化”趋势》,《工人日报》2012年2月1日第1版。

④管亚东:《媒体称全国劳务派遣工6千万任意滥用现象严重》,http://www.csc.net.cn/NewsView.aspx?Cat_ID =23&Column_ID=667803,2012 年4 月1 日访问。

⑤“四个暂行规定”是指:《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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