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历史上,时值灾荒饥馑年份,钱粮赈济这类直接救济方式是荒政举措的主要措施,而“以工代赈”之举则是具有多重社会功效的积极手段。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救助政策有三种模式划分,从历史上“以工代赈”救灾恤困理念的内在产生机理,发现“以工代赈”手段招募灾民计工受值,具有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增修公共设施、积极劳动自救等突出的多重社会功效,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政策工具。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中,要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解困帮扶贫困群体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以工代赈”;国家治理;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康镇(1990—),男,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保障研究;林闽钢(1967—),男,福建福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单位: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7年第2期。

一、研究缘起

在我国历史上,每值灾荒之年,钱粮赈济是各朝代救荒理政的主要救济方式,而“以工代赈”之举则是赈济灾民更有效的手段。“以工代赈”简称“工赈”,是官方或民间乡绅借助兴修公共基础工程,招募灾区流民贫农趋之赴工,并给予其劳动报酬的有偿赈济方式。与钱粮赈济这类无偿性的直接赈济方式相比,“以工代赈”这种积极的有偿赈济方式具有帮助灾民缓解饥馑之困、增修公共工程以保百姓生计、驱使灾民生产自救以去屈辱之感等多重社会功效。

自先秦至明清时期,我国历史上孕育了丰富的“以工代赈”思想,面对普遍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流民离乡乞食现象,通过“兴工役以助赈”的方式帮助受困民众免受乏食之苦,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稷稳固的政治统治目的。因此,“以工代赈”是国家治理一种重要的手段,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引入苏黛瑞( Dorothy J. Solinger) 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救助政策的三种模式划分方法,基于这三种模式各自特定的儒家文化理念,剖析历史上“以工代赈”救灾恤困理念的内在产生机理,考察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以工代赈”兴起和发展的原因,综合评价“以工代赈”所具备的整合性社会功能。

二、三种救助模式的分析框架

苏黛瑞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教义就是政府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养民”( nourish the people)责任。由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多样化应用,苏黛瑞认为,通过比较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国家对贫民的救助政策,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领导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儒家思想,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在救助贫民方面具有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理性。苏黛瑞将特定时期的主导社会价值和国家目标作为划分依据并提出三种模式,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救助政策归入这三种模式中。每一种模式都基于一个特定的理念,采取不同的策略,服务于不同的受益群体,指向特定的目标。

第一种模式称为权利 / 礼法模式 ( rights / rites - basedmodel) ,建立在所有人都拥有获得生存、社会保护和安全的基本权利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在家长式独裁政体或民主政体中,救助政策的颁布实施其最终目的是维持供养个人的生计。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秉持的信条就是维护共同体的生存而不单是保护个人,但仍然将维持生计的责任视为国家的义务。苏黛瑞同时认为,权利(right) 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语境,进而借用了礼法(rite) 概念来表达国家在维持百姓生计方面的父爱仁慈信念,因此,苏黛瑞结合中国儒教传统将权利模式(rights - based)转化为权利 / 礼法模式 ( rights / rites - based model) 。

第二种模式被称为回应模式 (responsive model) ,救助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回应悲愤民众的不满和需求。苏黛瑞认为,这种模式不但是回应性的,而且政治家们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可以采取优先预防的策略。在独裁国家,民众的不满通常以暴乱和抗议的形式来表达,由于担心国家内乱和自身的废立,统治者安排提供救助的目的就在于短期内满足民众需求,安抚民心,平息社会动荡。在儒家文化的理念下,这种模式与争取实现社会和谐息息相关。

第三种模式称为改造 / 放弃模式 ( remold /reject model) ,其潜在动机是将穷人从公共领域中驱除。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模式旨在改造或激活穷人,使得他们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并为国家做贡献;从消极的角度看,这种模式则是通过管制、压制、监视等手段将穷人排除在外,其目的不在于提升他们,而在于贬低他们[1]。

总之,苏黛瑞认为,这三种模式各自包含显性的或潜在的理性逻辑,每一种模式都基于一种特定的儒家文化理念。本文认为,这三种模式的划分作为研究视角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以工代赈”发展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救灾恤困理念和功能。

三、“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综合社会功效

(一) 父爱悯民理念: 举“以工代赈”,保障基本生存需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政”“爱人”“大同”思想。孔子认为,君主理应“仁者爱人”“以德治国”,强调对待百姓要轻徭薄赋,以民为本,主张“养民也惠”,君主应在时艰之年通过广施救济以助百姓安稳度日;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主张统治者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爱护自己的臣民百姓,提倡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爱护自己亲人的同时,能够帮助其他老弱群体,以实现社会“大同”。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获得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便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治国主张不同,儒家学派提倡国家积极介入贫困救济和灾害救助,这种主张国家介入社会救助的思想在父权式农业社会主要表现在官府建立的仓储制度、各类慈善救助机构,以及各种形式的“以工代赈”项目。在遇到饥馑抑或灾荒年份时,朝廷或地方乡绅利用养恤、贷赈、开仓赈济、“以工代赈”、调粟等手段救济穷民百姓,通过养老育幼等慈善机构收养救助老弱孤寡,各类传统社会救助实践的丰富开展,成功地孕育历史上不同时期救灾济贫的父爱悯民理念。

这类父爱养民思想,倡导统治者以仁爱民,以悲悯之心同情穷苦大众,体恤民困,维持百姓生计。朝廷或地方乡绅通过实物或货币支付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救助受灾民众和贫苦百姓,使其免受贫困流离之苦,民众通过获得朝廷恩惠,从而民心安定、社会稳定,达到民惠则国顺的国家治理目的。可见,“以工代赈”作为历史上不同时期救灾济贫的重要赈济手段,与历史上贤能明君的爱民悯民之心密不可分,历史上不同时期普遍存在民贫乏食现象,加之灾荒不断导致的流民问题,促使当权者觅寻救荒恤困之良策。

早在东周齐景公之时,时值饥荒,晏子奏请直接分发米粟赈济饥民,齐景公不允许。晏子另辟蹊径,借兴修路寝之台,招募饥民参加工程建设,“三年台成而民振……民足乎食”[2]200。陆曾禹评价晏子此举: “晏子之济饥,以智行仁,即工寓赈。” [3]晏子通过以工寓赈的方式间接地救济了饥民,体现了其仁爱子民的儒家伦理道德。唐代卢坦上任宣州刺史时,正值江淮地区发生大旱。卢坦认为,利用大旱时机雇佣贫困者开辟久废的渚田,可以使其获得粮食救助,“于是渚田尽辟,借佣以活者数千人” ,[2]200卢坦基于保民食的爱民之道,通过招募贫困百姓开辟渚田,使数千人免于饥饿而得以饱食。从先秦到宋朝初期,“以工代赈”在这一历史时期仅仅表现出零星式的运行特点,发展至宋朝,“以工代赈”迎来第一个高潮发展时期,朝廷在灾害年份以兴修水利、修筑城墙等“以工代赈”项目招募灾民计工授酬,施“以工寓赈”之法,如宋神宗熙宁七年 ( 1074 年) 正月,河阳地区受灾,朝廷命令地方官绅开常平仓、省仓进行赈济。但因赈济钱粮不足,“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以赈饥民” 。[2]201“以工代赈”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渐趋成熟。明朝当权者借修筑宫宇、兴修堤坝、疏浚河道等“以工代赈”项目来赈济饥民,如英宗正统五年(1440 年) 二月,京畿地区突遇灾荒,灾民粮食短缺,下令都察院右佥都使张纯、大理寺右少卿李畛筹划赈济事宜,三个月内雇佣京城饥民,以造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孝宗宏治年间,孙需担任河南副都巡抚时,河水泛滥,淹没汴城,灾民流离失所,孙需于是招募流民修筑堤坝,给予雇佣报酬,参加修坝的人数达到上万人,并借此免于饥饿。[2]202直至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 下令陕西各州县修理城墙,穷苦百姓借佣工以度日。雍正四年颁布谕旨:“朕轸念东省被水穷民粒食惟艰,特允山东巡抚之请,于大清河兴疏浚之工,令乏食小民得力役之资,为糊口之计”,雍正帝在怜悯饥民、号召青年壮丁赴工的同时,还念及不能赴工的老弱残疾百姓,给予他们口食。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年) ,河南省青龙冈堤坝溃口,黄河下游泛滥成灾,百姓口粮难以自足,下令“开挑引河,改建堤岸,俾江南、山东两省附近灾黎赴工授食”。[2]202-204可见,在传统父爱养民思想指导下,朝廷官府通过举办“以工代赈”项目招募饥民赴工计佣受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饥民食不果腹之苦,维持穷苦百姓的基本生计。

历代统治者基于父爱悯民的理念,通过“兴工役以助赈”,贫民百姓可以“得食取佣”“计工受值”,通过付出劳动以获取一定的钱粮酬劳,从而暂时缓解全家的食粮匮乏问题,实现“民足乎食”也正是统治者倡导实施“以工代赈 ”的最直接目的。历史上井田制的偏废,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导致粮食短缺问题一直是困扰贫苦百姓的首要生活难题,自然灾荒的频发更进一步加深了普遍的社会贫困,贫民在丰亨之年都尚难饱食,在饥馑之年足食实乃黄粱美梦,长期的乏食问题致使在灾荒年份实行有限的钱粮赈济并不能让灾民彻底摆脱生活贫困危机,“以工代赈”作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救助方式,可以使灾民通过合法劳动获取更多的生活来源,以保证其顺利渡过灾荒饥馑难关。

(二) 回应维稳理念: 兴“以工代赈”,维护社会安定、增修公共设施

在历史上,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促使百姓安于留居乡土维持生计,然而在遇到灾荒饥馑年份时,穷苦百姓因谋食维生大多被迫选择背井离乡,逃离灾害之地,导致大批的难民流民遍布朝野,社会不稳定因素丛生。面对这种因灾流民遍地的社会混乱现象,历代统治者们亟须有效回应广大迁徙流民的求生需求,以便安稳民心,防止社会动乱,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秩序。因此,“以工代赈”作为统治者应急救灾状态下的应急举措,可以就地招揽流民投身工役,灾民通过参与“以工代赈”能够从中获得短期的食粮救助,既解流民食粮燃眉之急,又能够降低饥民抢食、盗窃等暴力违法事件的发生几率,而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也多缘于灾荒之时当权者的不作为,通过举办“以工代赈”可以转移灾民的注意力,使其投身“以工代赈”而非揭竿而起。

在受灾地区实施“以工代赈”可以劝阻灾民留在故土,减少流民迁徙现象,在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观念影响下,灾民也会更乐于留居故乡,以免遭受奔波乞讨之苦。例如,汉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 年) ,贾让谏言“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4]贾让主张效仿古人先贤之法兴修水利,招募迁徙游民出工治河,可以让流民安居定所,杜绝邪念,消除动荡隐患,实现社会稳定。清朝乾隆二年(1737 年) ,直隶、山东两省歉收,乾隆帝深知免税救济饥民、平价售粮的措施仍然不能保证百姓免受艰食之忧,于是下令直隶总督应按次序兴办“以工代赈”项目,“如开渠筑堤修葺城垣等事,酌量举行,使贫民佣工就食,兼赡家口,庶可免于流离失所也”,[2]204乾隆皇帝念及两省子民因歉收受饥,故借“以工代赈”救济贫民,以避免百姓流离失所。后至嘉庆元年(1796 年) ,湖北各属地因汉江水位上涨被江水淹没,荆门灾情严重,堤坝原本应由官督民修,嘉庆念及该地匪患滋扰,下令堤坝改为官办修理,下谕“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对附近护城河“通行查勘,将应行疏浚之处,雇集附近穷民兴工挑挖,于“以工代赈”两有裨益”[2]205。

兴办各项“以工代赈”与直接钱粮赈济相比,不但可以回应灾民暂时的食粮生计需求,而且通过“以工代赈”兴修的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可以保证灾民日后安心地从事日常的生产生活,为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因此,“以工代赈”作为回应劳苦大众满足自给自足需求的有效救灾抚困措施,具有保民增收、敦促农功、安定社会的间接功能。历史上“以工代赈”多集中于兴修水利、修筑城墙、修缮交通道路、修建庙宇学堂等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其中兴修水利为首选项目,如汉代王莽“以工代赈”治理黄河,宋朝熙宁年间也多兴修水利,直至“以工代赈”兴盛期的乾隆朝也由初期的土木工程为主转为以水利工程为主。兴修水利之所以为“以工代赈”之首选,是因为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立国,水利工程的多寡存废直接关乎农业生产是否稳定运营,这类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自然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懿宗在位时,李频升任武功令,“方岁饥,频发官廥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谷以大稔。懿宗嘉之,赐绯衣银鱼,擢侍御史”。[2]200与此同时,兴修水利更容易尽可能多地招揽灾民,而像修筑城墙这类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以工代赈”项目则仅能招揽部分技术工匠和较少的杂役劳工,水利设施往往工程量大,所需的劳工数量也更多,技术性要求也相对较低,对所需劳工的年龄、性别限制也更宽泛,因之兴修水利不但可以大范围地招募贫民饥民,最大限度地发挥赈济功效,而且可以借此之便促进日后的农业生产。

历史上,在“以工代赈”在兴修水利促农功的同时,通过举办修缮交通道路这类“以工代赈”项目,可以及时应对灾区物价飞涨、囤积居奇等各类社会经济乱象。因自然灾害毁坏了主要的交通运输干道,进而妨碍赈济粮顺利输送至灾区,导致灾区粮价飞涨,灾民无法低价买入口粮,通过紧急招募民工修缮交通道路可及时平粜,抑制物价,以安民心。如乾隆十六年( 1751 年)夏,浙江萧山、会稽一带发生旱灾,河流水位下降,河道淤塞,船只难行,但该地又无其他陆上交通线,救灾粮食不能顺利运抵灾区,米价暴涨,同年八月,乾隆帝旨令当地疏浚河道,兴“以工代赈”救灾解困[5]。

此外,修缮破损的庙宇学堂在招揽灾民赴工受值的同时,还可以及时恢复当地的宗教、教育类基础设施,保障灾区重建之后社会生活秩序恢复如初。明朝万历年间,“御史钟化民救荒,令各府州县查勘该动工役,如修学、修城、浚河、筑堤之类,计工招募,以兴工作。每人日给米三升,借急需之工,养枵腹之众,公私两利”[2]202 。因之,兴“以工代赈”既可以回应饥民百姓的乏食之需,又可以通过增修公共设施,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改造脱困理念: 寓“以工代赈”,积极劳动自救

清朝杨景仁曾论道: “荒岁役民,出于不得已,未始非良法也。浚河筑堤诸务,受其直,救目前之饥荒;藉其劳,救将来之水旱。他如修城垣以资保障,葺学校以肃观瞻,皆工程之大者。即缮完寺观,似非急务,而用财者无虚糜之费,就佣者无素食之惭,劳民而便民,非良法乎?”[2]203“以工代赈”可以征募百姓参加工程建设,百姓通过付出劳动可以在不受“素食之惭”的情形下免受饥困。因此,“以工代赈”通过引导灾民积极参加劳动,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其自救互助意识和廉耻道德意识。

灾民中的老弱病残群体直接依靠官方钱粮赈济本无可厚非,但若少壮劳力者也欣然理得地接受这类无偿救济则是社会自力更生传统美德的缺失与沦丧,尽管衣食足才知荣辱,可是缺衣乏食并不能成为青壮年贫民承受“素食之惭”的借口,少壮者理应通过积极自救来度过饥荒之年,举“以工代赈”、兴农功就为贫民百姓提供了这样的劳动自救机会,这类有偿性的赈济方式能够驱使灾民不再被动地坐等朝廷或乡绅恩惠,而是趋之赴工以自救,不再甘受“嗟来之食”。

“以工代赈”通过改造脱困的方式,在消除受助灾民惰性依赖思维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穷民百姓的生产自救潜力,如兴修水利、修筑堤坝、开挖河道、开辟田垄等“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不但可以带动灾民贫民获得短期的劳动收入,而且参加这类劳动密集型工程可以锻炼提升被招募者的劳动能力,也为他们从事后续的农业耕作提供了便利的生产条件。历史上利用“岁饥工价至贱”的时机,大举兴办“以工代赈”不但可以节省中央和地方政府兴办工程的财政开支,而且有利于受赈灾民更好地融入社会,并增修公共基础设施。灾民也只有履行投身工役的义务,才能拥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体现了国家不养懒汉的救助理念。

总之,借鉴苏黛瑞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国家救助政策的三种模式划分作为视角,可以发现历史上“以工代赈”作为国家开展救助的举措,是统治者基于父爱悯民、回应维稳、改造脱困的儒家养民理念,为有效应对灾荒饥馑和流民迁徙问题所采取的救灾恤贫举措。我国历史上“以工代赈”虽然“不专于救荒而皆与荒政相维系”,但它以兴工筑之名,行“济人之事”,帮助灾民摆脱乏食之困,体现了追求维持百姓生计的父爱养民之道。面对灾荒导致的民心不稳和社会动荡现象,统治者为了回应灾民的生计需求和不满,通过兴办“以工代赈”项目聚集流民百姓,以图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政治统治目的。直接的钱粮赈济不但无法真正解决灾民的长期乏食贫困问题,而且极易养成灾民的惰性依赖心理,“以工代赈”的“得食取佣”功能可以培养灾民的劳动自救意识和廉耻道德意识,体现了“以工代赈”作为改造脱困措施具有积极社会政策的价值。

四、“以工代赈”作为反贫困手段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以工代赈”开始作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反贫困措施,是政府运用公共投资手段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利用收入再分配方式缓解贫困的开发式扶贫政策,兼具建设和救济的双重目标,体现了“在低收入水平下以公共支持措施提供社会保障的传统”。[6]自 1984 年开始,国家通过安排投入粮食、中低档工业品的实物形式,扶持农村贫困地区投资建设中小型基础设施工程,至1996 年国家改由实物投入和资金投入相结合的形式安排“以工代赈”扶贫专项资金,招募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以此部分取代直接赈济的功能,明显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因此,与“输血式”扶贫政策相比,“以工代赈”在提供食品保障、增加区域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供给、吸纳整合剩余劳动力资源、补充就业收入等方面具有综合性的扶贫功效和脱贫价值,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由“输血”变“造血”的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

为贯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的规定,国家明确将“以工代赈”作为专项扶贫政策措施,以此带动贫困地区改善耕地质量,增修公共服务设施,夯实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2014 年 12 月,为协调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规范和加强“以工代赈”运行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重新修订了《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通过创新“以工代赈”项目管理方式、资金管理方式、组织管理方式,以适应新形势对农村反贫困工作的要求,推动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2016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16 亿元,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以工代赈”示范工程建设,[7]着力于发挥“以工代赈”工程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调动贫困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化解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制约瓶颈。现阶段,在国家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方略下,推动实现国家“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地辨清“以工代赈”政策的内在理念和综合性功效,进而提高“以工代赈”政策扶贫脱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以工代赈”作为反贫困手段,应发挥“以工代赈”政策保障基本人权、准确回应脱贫诉求、改造脱贫解困的价值功能。各级政府通过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等贫困地区集中投入“以工代赈”项目,组织受赈济者参与工程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需求、挖掘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潜力,通过“以工代赈”带动贫困地区增修公益性基础设施,补足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对于增进人民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中,要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解困帮扶贫困群体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按照国家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找准“以工代赈”在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中的政策定位,合理调整“以工代赈”政策的瞄准机制,优先辐射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加强各项扶贫政策的相互衔接、部门协调、资源整合,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整体能力。二是运用“以工代赈”手段整合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为贫困人口直接增加短期就业收入提供参与机会,借助兴办公共基础设施的契机改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推动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稳定脱贫致富提供物质基础条件和人力资源支持。三是针对部分扶贫对象“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利用“以工代赈”来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自救解困,发挥“以工代赈”扶助贫困、改造脱困的积极功能,把扶贫与扶志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其真正走向自立和自强。

 

参考文献:

[1]Dorothy J.Solinger,Three Welfare Modelsand Current Chinese Social Assistance: Confucian  Justifications,VariableApplications[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15,(4) .

[2]杨景仁.筹济篇( 卷十三) [C]//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3]陆曾禹.钦定康济录( 卷三) [C]// 李文海,夏明方. 中国荒政全书.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348.

[4]班固. 汉书 [C]//二十五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周琼.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66 -79.

[6]朱玲,蒋中一.“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M.]上海: 格致出版社,2014: 3.

[7]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 16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http://dqs.ndrc.gov.cn/fpkf/201606/t20160620_807784.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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