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代小晞,成都中院

前 言

美国的消费者法是两种法律制度——消费者保护法和反垄断法交战形成的结果。前者重在解决因消费者信息匮乏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后者则为消费者免受垄断损害提供了制度保护。正因为二者的共同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利益,所以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立法者认为两部法律共同组成了消费者法。笔者在下文中提到的“消费者法”特指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两部法律。

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都旨在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反垄断法针对因市场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消费者保护法针对的是即使在充分竞争环境下,因信息不对称和诈欺而造成的消费者保护问题。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共同组成了消费者法。消费者保护法分配资源以促进信息的充分披露,解决信息部对称的问题,避免诈欺;反垄断法阻止不法市场力量的产生,保护竞争。消费者利益范式将规范两种制度,在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之间应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以避免两法互相冲突。消费者法各项制度的融合已经成为了各国立法发展的趋势,然而尽管二者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预示了消费者法内部的鸿沟,阻碍消费者法的发展、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并妨碍经济增长。

多德-弗兰克法案引领了消费者保护法的发展。根据该法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营运而生,并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力,包括制定法规的权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的执法权。并将消费者金融保护功能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及其他机构剥离开来。CFPB防止金融市场中的诈欺行为,保障消费者充分、准确、有效地获得金融产品及服务的相关信息。为了避免政治干扰,多德-弗兰克法案将CFPB设置于联邦储备局的管理下,独立预算,CFPB的主任任期五年,非因过错不得免职。

多德-弗兰克法案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行为经济法学作为立法依据的的新趋势。行为经济法学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预见消费者自动做出非理智的选择,消费者的选择不代表消费者的利益。CFPB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改进消费者的决策质量,通过改变消费者信贷产品的基本设计、增加信息披露要求、减少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制定规则支持法定机构批准的金融产品。然而,如果CFPB功能仅限于促进信息披露,其影响就相对有限。CFPB的意义更是在于消费者法采用的行为学方法论否认了显现性偏好,以及消费者选择和消费者利益之间的联系。显现性偏好理论假设消费者的偏好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消费者面临多个选项,而他的选择最能满足其偏好。CFPB的理论基础否认了显现性偏好,但这不代表CFPB不承认消费者意思自治。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制定法规意味着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当市场不能通过交易识别有效生产的产品价值时,市场失灵就发生了。应对的办法是,相关法律大多直接禁止某种产品进入市场,或者很大幅削弱消费者的意思自治。目前法律应对垄断、信息不对称以及经济外部性均以经济学模型为理论依据。关于环保的立法督促那些无效率而又过量生产的公司将污染成本内在化而不是转嫁给第三方。从制药行业到金融行业,各行业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阻止了企业滥用消费者的信赖而无效率地过量生产。这些法规都是以经济学——理性消费者偏好为制度框架的。易言之,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反映了其真正的偏好。尽管存在显现性偏好原则,因为有上述的市场失灵,社会利益不会最大化。然而经济学指出市场失灵会阻止消费者在交易时理性选择而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行为学主义者甚至发展出一套理论称为“不完全最优化”—— 即使是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消费者也不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显现性偏好理论与行为主义理论探讨的均是限制消费者选择促进个人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故两种方法的分歧不在于消费者意思自治,而是在于消费者个人选择与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的关系。价格理论支持显现性偏好理论——一个经济人选择苹果而不选择桔子是因为这种决策对其有利。行为主义理论则要求将经济人的实际选择和根据其“真实”偏好作出的选择进行比较,其“真实”偏好只有在克服了认知偏见时才会显现。

行为学主义者对显现性偏好的否定体现在CFPB的制度中。许多管理机构,包括食品药品管理局及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通常降低消费者意思自治程度来进行执法。行为主义方法认为应抛弃显现性偏好学说——即消费者的选择有效地反映了消费者的利益的学说。采用行为主义的方法,需要识别消费者的“真实”偏好,这通常由管理机构来识别,从而产生与消费者利益真实相关的信息。

多德-弗兰克法案吸收了行为经济学的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假设消费者的选择是非理性的,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目的出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多德-弗兰克法案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其在反垄断法方面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谢尔曼反垄断法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与法律的逐渐融合的产物,反垄断法在经最高法院认可后吸收了反垄断经济学的理论精华,以普通法的形式逐案积累形成的。

罗伯特.波克在《反垄断法的困境》一书中揭示了这部充满矛盾、不稳定且难以预料的反垄断法的多个立法目的(这些目标往往还是互相冲突的),并指出没有一个立法目的成功实现。反垄断法实际上成为了一部理论尴尬而又成本昂贵的法律。

 

一、 消费者法及其制度

1. 消费者保护法

现代消费者保护法发端于普通法,向普通消费者提供救济,补偿消费者因商家对产品的错误陈述、违反保证——例如违约、诈欺、虚假陈述而遭受的损失。但是以普通法中的侵权法及合同法中的方法提供救济都会产生一些问题:权法中损害赔偿要以过错为前提,合同法要求买方和卖方要达成合意,但由于1960年代美国经济流动性迅速增强,难以完全满足上述条件。而请求司法救济其诉讼成本要远远高于获得的赔偿。

美国于1914年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FTCA)创设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该法案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规制“不公平方式竞争”的权力。委员会最初致力于反垄断和制裁其他违规贸易行为,随后早期最高法院在审理的一个案件中裁定委员会不得对非因竞争而导致的消费者损害进行制裁,议会就修改了该法案以禁止“商业中的不公平或欺诈的行为”。议会有意做了一个开放式规定,将这些禁止性规定的释义及执行的权力交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以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利益。

然而,各个州消费者保护法的失败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执法不力促生了联邦层面的消费者保护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规定委员会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只是有权对商业中不公平的行为发出禁令。到了1960年代,美国各州通过了一系列消费者保护州法加以补充,这些法律沿用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的法律语言,被称为“小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这些法案规定州公诉人可以对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行为申请禁令,而律师则可以提起诉讼。总之,这些州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救济手段。

回顾联邦及州消费者保护法,它们都以“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在联邦法层面,最高法院对FTC直接定义损害消费者行为的权力进行限制后,议会通过了惠勒-李法案,使得FTC能够解决“商业中的不公平和欺诈行为”。法院对“欺诈”的解释要比普通法对“诈欺”的定义宽泛得多,以此达到FTC的目的:任何人只要是有欺诈的倾向或具有欺诈的能力,就足以构成违法。类似地,1964年的FTC陈述将“不公平”侧重描述为是否“不道德、胁迫地、不择手段地”,并且“对消费者造成重大损害”1980年的修订将消费者保护更近一步,是否构成不公平,取决于交易是否造成了重大损害,并综合考量该消费者是否从该交易获得利益以及消费者是否能轻易识别并避免损害。1994年议会将关于“不公平”的定义写入法律。

州法的发展也反映了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的趋势。《统一欺骗性贸易活动法令》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州法,使消费者免于受到“误导性贸易标识以及虚假或错误广告”的损害。《不公平交易行为及消费者保护法》同样着重规制“相似引起混淆或者误解”的行为。经济学解释了两部法案的立法原理:在流动市场中,消费者表现出的偏好代表了消费者的需求,当消费者的需求能通过交易能更好得到满足时,消费者的利益就增加了。传统的消费者保护方法,是保护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的合理信赖、降低普通法中的诉讼成本和法律障碍。

然而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日益质疑上述“消费者显现性偏好代表消费者的需求”理论,使得法学界对建立在此之上的传统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产生疑问。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迎来了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崛起,行为法律经济学着重对个人决策中的各种“偏见”进行分类、描述和解释,例如乐观偏差、双曲贴现、框架效应。行为经济法学者认为:消费者偏好与消费者利益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要弱得多,而且仅在少数情形下适用,而该联系被认为是传统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基础。理论的重大转变导致了法律的剧烈变革:随着消费者利益理论的限缩适用,行为经济法律理论使得外部第三人加入以促进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当商品选项增加而并未增加消费者利益时,监管机构必须识别使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并将其与“有偏见的”、或减损消费者利益的选项区别开来。

CFPB就是这样的一个监管机构,也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部分。多德-弗兰克法案采纳了很多行为学的代表性意见,包括“普通债权”条款,规定贷方必须提供经过CFPB批准的标准化产品(消费者在放弃标准化产品的前提下才能购买其他产品),充分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及CFPB有权禁止被其认定为“滥用”的产品。一些行为学的理论要素被多德-弗兰克法案采纳,其他一些理论也通过CFPB制定的规定施行。

2、反垄断法

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法是随着普通法的调整不力应运而生。与之相反,反垄断法是随着普通法的发展而发展的。在1890年,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垄断法。法案较为简略,给法院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议会随后颁布了一些法案,如FTCA,但是同样没有起到指引作用:联邦法院不得不对一些晦涩的词汇重新定义,如“限制交易”和“垄断”。

垄断法发展的前五十年受制于所谓法律内部不一致性,后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早期的企业合并时,为了避开政府的注意,企业甚至否认合并能提高效率。1950-1970年代的主导学界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假定,在一个特定市场中,市场结构影响公司行为,从而最终影响市场绩效。该理论导致美国政府采用僵化的审查标准,把一些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视为是促进竞争的合并也纳入了反垄断的范畴。

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及由此带来的内部不一致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崛起而结束。通过观察,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认为,绝大多数的市场行为是促进竞争的,并且确实有利于消费者,所以在干预垄断时要谨慎。科斯认为,监管机构不能一碰到不能理解的市场行为就武断地认为这种行为是妨碍竞争的。

普通法对于反垄断法的发展,使得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能从新审视过去的判例。从1977年的Continental T.V.Inc,诉GTE Sylvania Inc.一案开始,最高法院开始在判决中直接采纳加哥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法院还重新审视了过去对一系列企业行为禁令的合理性。法院致力于放松对垂直合并的限制,如果按照谢尔曼法第二条起诉,原告需要举示消费者受到损害的证据,并且要按照FTC的水平合同指南进行。最高法院将谢尔曼法解读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一剂良药,将理性选择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反垄断法的唯一目的。

现代反垄断法致力于吸收芝加哥学派理论,其发源于理性选择经济学。最主要的是法院青睐经验证据以及预先设定的反垄断模型:的确,为了解决反垄断中出现的模型选择的难题,法院采用了芝加哥学派经过经济理论和经济证据佐证的方法。法院从而倾向放弃更加前卫的,缺乏经验主义的方法——后芝加哥学派的博弈论而倾向于选择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此外,法院也格外注意错误成本以及反垄断法的制度局限,适当调整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避免将反垄断法作为一部兜底的商业法规。法院认真研究了科斯教授的警告,科斯认为判断企业行为构成垄断,要具有损害竞争的证据,否则可能反而是促进竞争的行为。这些理论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消费者通过选择偏好实现意思自治,反映了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的意思自治有助于实现消费者利益。最近法院的一些判决体现了法院的态度。例如在改判Dr. Mile一案中,法院认为,即使违反企业间不得低价转售商品的规定而一直以来视为违法的作法,也可能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低价、低质量的商品,高价、高质量的商品和价格、质量适中的商品。

与消费者保护法不同的是,反垄断法严格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消费者的选择最能代表消费者真实的偏好。虽然行为学派认为在一些商业领域需要更为频繁、更强有力的反垄断干预,但是按照行为经济法学理论,不能对企业和市场产生连续的、可预计的干预效果,与之相反的是,法院表明了理性选择理论能对企业和市场产生明确的、可预计的干预效果: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意味着促进竞争。提高产量和降低价格有利于消费者,单一企业的行为会给消费者带来损害,抵消由消费者自由决策带来的利益。这种观点与目前日益发展的行为经济学相悖。接下来将讨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两种方法——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对理性选择理论日渐质疑的行为经济学理论。

 

二、 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的悖论

消费者法统一的前提是立法者对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利益的关系达成共识。消费者保护法和反垄断法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利益,而消费者的选择会减损其利益。从这个众所周知的前提出发,形成了促进竞争的反垄断制度和消费者保护制度这种法律结构,并统一在消费者法之下,以促进消费者利益。

如前所述,行为学理论为消费者保护法和反垄断法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决策可能反应了其面对选择时的偏好,但是行为经济法学否认标准经济学的观点:一个经济主体选择X而不是Y意味着其觉得X更好。行为主义经济学将实际的选择与经济主体可能做出的假定选择——即根据其真实的偏好做出的选择,也就是消除了各种认知偏见后的自由决策进行比较,探究真实偏好甚至在行为经济学界内部也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议的结论是行为经济学对真实偏好的探究是否最终会成为“涅错觉”,即虚构非真实的消费者偏好,晦涩多变,难以为制度提供可靠的支持,因为涅错觉使得立法者和法官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决定消费者的“真实偏好”——这一点甚至连消费者本人都不赞同。

虽然争议众多,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理性选择理论主导的反垄断法和行为主义经济学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法之间的冲突日益加深,这种冲突可能导致的损害以及可行的解决途径。行为主义经济学主导的消费者保护力图证明根据真实偏好作出的选择能够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而反垄断法则沿袭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本章具体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分歧。

在《反垄断悖论》一书中,罗伯特.波克将反垄断法描述为“与自己交战”的制度,因为该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互相冲突,使法律后果不协调。波克展示了反垄断法的发展是分裂的,既促进竞争又破坏竞争。本文中我的观点是消费者法目前发展阶段和立足点正是反垄断法20年前所处的位置。消费者保护法与反垄断法的制度冲突,会导致混乱和反面效果。在此我举例予以说明。

例1:新产品的进入和介绍

对照反垄断法与CFPB关于新产品进入的规定,有诸多区别。从反垄断法角度而言,新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的行为或许是最受反垄断法保护的,简言之,这些行为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应当在若干选项中作出最有利的选择,那么扩大消费者的选择面能够改善消费者的选择。因此,反垄断法对新产品进入持较为宽松的态度。若对新产品提出质疑,也是由于新产品促进了交互性或者损害了其他竞争企业。例如,在Berkey Photo, Inc.诉 Eastman Kodak Co.一案中,原告诉称被告的新产品进入市场没有事先通知竞争对手,从而构成一种损害竞争的行为。

反垄断法对新产品的进入也并非一味宽松。对于经济学界一旦遇到不能理解的新产品就将其解释为损害竞争作法,科斯感到遗憾。他认为,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无知的作法。而且不能理解的新产品数量十分巨大。法院最初采用了经济学家的建议来对待新产品和商业模式,然而,反垄断法逐渐进化采取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从而形成了目前的制度框架,特别是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关系,以及由此给消费者带来的巨大利益。由于理论的进步,反垄断法开始接纳创新的产品及商业模式。正如法律微观经济分析所述,反垄断法的这项规定来源于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利益关系的再认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偏好推定将消费者的选择功能最大化。因此,当消费者通过购买新产品显示其偏好时,他们其实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行为经济法学的这一条理念,也是CFPB的立法基础,通过设计法律和规范来改变对信贷产品的设计,限制消费者对其他产品的购买自由,制定规范支持CFPB批准的标准化产品,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决策能力。这比仅仅设置信息披露或者准入障碍来增进消费者利益的手段要高明得多。

思考一下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普通债券规则。普通债券规则的实质是从两方面提高了非普通债券的进入成本。第一,规则要求待进入者也开发并推广一款普通债券产品。第二,非普通债券的进入同样也要遵循普通债券信息披露的要求,从而增加了额外的进入成本,因此会降低企业进入的动力,减少产品的进入量,也就降低了竞争程度。虽然普通债券规则的本意是提供普通债券和非普通债券从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经过适当的信息披露后),这种制度过于乐观以致忽视了产品成本增加导致企业利润降低的后果。所以,反垄断法和行为经济学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法的冲突就凸显出来了.虽然普通债券规则最后没有成为立法,然而这种进入限制的制度设计却普遍使运用在消费者保护法中,此外,行为经济学对于产品发展还有更为严厉的手段,甚至包括完全的禁止。

例二 高于成本的折扣

例二讨论了在产品选择既定的情况下,降低产品价格带来的改善。消费者福利经济学中关于降价,尤其是高于成本的折扣的原理其实很简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降价促进消费者利益。当代经济学认为,企业互相竞争销售产品,消费者需求表现为一条下降的曲线,而曲线的平衡点通常位于成本价上方。因此,折扣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高于成本的折扣。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对此有不同的规定。反垄断法认为只要价格高于成本,企业就有权自由降价,而消费者保护法则认为应对折扣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反垄断法关于降价的规定是作为对例一中新产品进入规定的补充。价格竞争被称为是“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司法部反垄断局出版的《反垄断法入门》一书中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每个商业主体通常都会降低价格和提高质量来吸引消费者。竞争和利润也会刺激商业主体寻找创新和高效的生产方式。”

反垄断法关于降价的规定有一定局限。例如,反垄断法禁止买方通谋压低价格,也禁止卖方通谋抬高价格。此外,掠夺性降价的不利后果是用今天的暂时降价换来未来的垄断高价。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角度出发,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是企业低于成本定价可能将竞争对手驱赶出市场,由此反垄断法对策是给价格竞争降温,所以即使在低于成本定价的情形,现代反垄断法也几乎不会对定价进行限制,因为原告难以举证证明价格低于成本以及未来可能带来损害。最高法院对关于降价的判决持非常宽泛的态度,“很少尝试去认定掠夺性定价行为,而能成功认定为掠夺性定价的例子就更少了”,并且认为“通过降价来提高竞争力通常是竞争的本质”。一些州的消费者保护法突破了联邦法院对于掠夺性定价的态度。州法通常不会要求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损害进行举证。这些立法走在了行为经济法学的前沿.消费者保护法对降价,尤其是高于成本的折扣采用了行为经济法学的方法另行调整。例如,行为经济法学的经济逻辑认为,短期降价(刷信用卡取得的优惠利率)增加了消费者利益,然而这种短期折扣利用了消费者的认知偏见,加上消费者的显现性偏好,使问题变得更糟。

Bar Gill教授撰写的《优惠利率》一文,阐述了这种经济学逻辑以及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之间的制度冲突。Bar Gill讨论了消费者可以从信用卡余额结转(即以较低的利息成本从一张信用卡提取结余,用以清偿另一张信用卡的欠费)中获益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消费者未能完成信用卡余额结转,他们就可能经不住诱惑,不负责任地借贷。Bar Gill认为“优惠利率策略起作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在选择信用卡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为是否有优惠的利率”。

与之相似的还有折扣赎回。消费者以全价购买产品,并有望在随后赎回折扣,但是许多消费者由于拖延、遗忘或者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随后没有赎回折扣。对此,行为主义认为低价策略是诱导消费者做出长期看来有害的决策。

由于反垄断法即使对低于成本折扣也采取放任的态度,反垄断法与消费者保护法的冲突不限于高于成本折扣,尤其是涉及到复杂的产品和定价模型时。

例三 产品搭售

在现代经济学中,产品搭售是指将两个以上独立的产品打包销售。微观经济学对产品搭售的合理性作出解释,最简单的解释是产品搭售扩大了生产的范围,其他的理由是促进价格差异化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策略性搭售也可能是一种迫使竞争对手增加成本、损害竞争的手段。对产品搭售做何种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市场中的实力。反垄断法沿用了上述微观经济学的理念。最高法院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意识到“产品搭售在本质上没有损害竞争”,并且要求,如果反垄断诉讼中原告诉称搭售产品违法,则必须证明搭售行为为非法的捆绑且损害消费者利益。近年来,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法立法与主流经济学理论靠拢,对涉及专利产品的搭售行为持否定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显现性偏好理论主导了反垄断法关于产品搭售的立法。显现性偏好与消费者利益的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产品搭售的效率性解释认为消费者的偏好是连续的,如果产品搭售减少了信息量或者降低了交易成本,导致产量提高,所有企业都是这样,那么从标准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来,有利于消费者。其次,非法搭售前提是要有“独立的产品”,这就要求消费者对搭售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独立的需求。按照这样的逻辑,反垄断法认为消费者一致选择产品搭售的组合,那么该组合是有效率的,故不承担垄断法上的责任。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压倒性地认为,这种产品搭售不会对消费者利益构成损害,事实上还可能有利于消费者。这种理论占据了几十年的主导地位。以致对大量产品搭售行为未作任何回应,即使在出现强大的市场主体情形下,反垄断法在限制搭售时,也要求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搭售行为干扰了消费者的偏好。行为经济法学理论的观点则与之相反,Bar Gill认为,产品搭售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面对有认知偏见的消费者时,为了竞争而作出的反应。消费者的认知偏见是错误地估计了产品的时间价值。例如,一个消费者可能低估了使用打印机所需要的墨盒的数量。如果消费者错误地对一种产品估值,则该种产品可以和其他附属产品捆绑销售。以打印机为例,如果消费者错误地估计了花在墨盒上的钱,销售人员就会降低打印机的价格,升高墨盒的价格并搭售,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又以消费者信贷产品为例,Bar Gill及其他一些学者试图同样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消费者信贷合同。在消费者信贷市场中,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者对债务错误估价,因为消费者有缺乏自制和双曲贴现等认知偏见,从而低估了未来的债务状况。消费者被短期的优惠利率所引诱,选择了未来较高的利率和较高的借贷成本,放弃了另一份有年费而相对利率较低的信贷合同。只要消费者短视地只看到搭售产品的优点,销售者就会加以利用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行为经济学建议立法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包括审查是否可以使用、禁止次贷产品、信贷公司提供的金融和服务产品的解除搭售、甚至更为极端的措施,将信用卡一并禁止。

 

结论

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悖论的形成有政治、经济、法律的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并由此带来的行为经济法学发展,为消费者保护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行为主义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法强调了消费者应如同理性的经济主体一般作出决策。消费者的显现性偏好不能代表消费者利益,使得行为主义下消费者保护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旦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利益之间的联接断裂,行为主义的立法者就必须重新定义消费者的“真实偏好”。消费者的“真实偏好”耐人寻味,因为“真实偏好”理论使得CFPB蕴含的新的消费者保护法理念与传统的、价格理论基础上的反垄断法相冲突。

消费者保护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所有的商业行为都受此影响,受一种法律谴责的商业行为可能为另一种法律所赞许。这种法律之间的不统一可能导致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失。然而通过法律、经济和政治的分析,笔者发现难以在短期解决这一悖论。

来源:成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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