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效仪:中国社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趋显著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停工事件频繁发生,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发生的工人群体性事件浪潮有什么样的特点?

陈伟光: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是令所有国人骄傲和自豪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冲突的突发期。依照南美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人均产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时,贫富差距拉大是主要矛盾,它容易引发社会动乱甚至崩溃。中国已经进入到这个区间,同时必须警惕这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其中,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表现特征,一系列以维权为目标的利益抗争行为繁频发生。这就导致群体性事件每年都以一个较大的比例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有关部门也总结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性事件。

在此背景下,以停工、怠工为主要特征的工人群体性事件大量爆发,劳资矛盾和冲突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的工人群体性事件呈现四个主要特征:其一,劳资纠纷从个体向群体行为发展。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标志着中国劳资冲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南海本田工人为了争取合理的利益,不再采取单个人抗争而采取抱团抗争的办法并达到了目的。仅从2010年5-7月,广州受南海本田事件影响发生的大大小小停工怠工事件有近百起,从人数上看,最少数十人,最多过千人;从时间上看,最短数小时,最长为5天。其二,劳资纠纷起因仅停留在经济利益诉求层面。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报告显示,2008年劳动纠纷案件80749件,比2007年增长了两倍多,其中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问题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一系列停工事件均以工资问题为主,没有涉及政治权利问题。其三,一些群体性的劳资纠纷,劳资双方均不违法,政府在调处时反而缺乏法律依据。从近年发生的群体性停工事件来看,其基本原因都是职工长期对企业工资偏低、劳动条件不好而引起的。停工者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从企业方面来看,大多数企业工资也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目前我们对群体性停工事件的处理还缺乏法律去规范。在我国,宪法没有赋予工人罢工自由权,但也没有禁止工人罢工。目前的社会治安管理条例显然不适用于没有违法的集体停工事件,有人想用职工奖惩条例去处理集体停工事件是不对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制度建设上显然比较落后。最近,广州个别企业发生罢工现象,工人的诉求有要求过高的倾向,如果不采取实际有效的方法加以引导,妥善处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四,当前群体性停工有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趋势,并对产业链形成重要影响。以往的群体性停工事件大多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生,近年来发生的停工事件却发生在资金和技术密集企业,尤其是汽车产业,罢工是发生在汽车工业产业链的其中一环上。汽车工业是中国,尤其是广东的一个支柱产业,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南海本田并不是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但是发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此之前,有胜利油田罢工、深圳盐田港的罢工,他们罢工的人数更多,但是不会有连锁反应。尽管胜利油田会影响到大庆,但是对中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南海本田那么一个小的地方居然影响到那么多的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汽车工业产业链长,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是几十年来所罕见的。南海本田停产迫使广州本田停产十天,损失三十多亿产值。其他与广丰配套的零部件企业,也先后出现停工事件,直接威胁了我市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闻效仪: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劳资冲突事件的主角。相比于下岗和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新生代农民工展现了与以往工人群体不同的特征,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和属性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

陈伟光:毫无疑问,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近期罢工事件最显著的特点是工人的诉求从基本权益型向利益增长型转变。以往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大多具有很明显的“违法”特征,不是违法改制、拖欠养老工资,就是雇主恶意欠薪、随意降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以及劳动伤残。而近期的工人集体行动所针对的企业并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甚至许多企业还是地方遵纪守法的模范企业,在劳动合同、工资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都会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还会提供如宿舍、午餐、班车等工人福利。然而,罢工等集体行动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究其原因,在于工人集体行动的诉求不再是以往的“以法维权”,而是在法律规定以上的更多利益争取,包括提高工资标准、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发放加班工资等等,其触发事件大多具有“增利”的特征,工人早已不满足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标准,而更加关注的企业利润的增长应该带来工人工资的增长,而这些企业也恰恰是那些具有庞大市场规模和良好竞争力的企业,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和工人工资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促使工人形成巨大的不公平感,进而通过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增利的要求

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中工人的斗争方式,也在从破坏公共秩序向破坏生产秩序转变。堵塞交通、上街游行以及围堵政府机关等过激方式是常见的破坏公共秩序手段。这些方式意在吸引政府和民众的注意,迫使社会关注他们权益受损情况,使政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急迫性,通过政府的公权力来解决问题。而如今工人的斗争场域从公共场所转向了工作场所,抗争形态去除了表面的激烈性,而是以“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休息”的平和方式展现,矛头直接对准了雇主。他们照常来上班,却出工不出力,或者干脆离开工作车间。这一过程没有激烈的对抗,甚至工人们会互相提醒不要和管理层冲撞。这种从容和自信,来自于工人们更有效的斗争手段,破坏生产秩序代替了破坏公共秩序,在对雇主形成巨大压力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市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工人的平静反而带来了雇主的焦虑,这种实际上的罢工,严重破坏了资方正常的生产秩序,对经营结果形成直接威胁,造成雇主和工厂的巨大损失。工人群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以罢工迫使集体谈判”,雇主直接出来解决问题。

新一代工人知识面比较宽,文化水平高,工作的技术含量也比较高。同时,他们也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接受网络等传媒的引导,自我权利意识更强,为自身权益斗争也会更积极。以前工会总是在说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职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侵犯呢,你就不要再吵了,再吵也只能是争取争取、反映反映而已,没有更多的办法。但值得重视的是,不论是新一代工人还是老一代工人,现在都在争取公平的利益,而不仅仅停留在合法权益上。比如在广州,退二进三的政策让大量的企业关闭或搬迁,需要给职工补偿。市政府对工人的补偿是有标准的,有政策的,但是工人的诉求并不满足于政府的标准,他们要求要更高一些。他们认为企业搬走了,企业土地那么值钱,卖出去的收入,给职工多分一些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局限在这个所谓合法权益范围内呢?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一点的利益,也会集体上访和请愿,所以工会帮他们维权,确确实实难度比过去加大了。过去只要不低于法律规定的都可以打发过去,但是现在看来可不一定行了。

闻效仪:近期的系列罢工事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工人发起集体行动的时候常常绕开工会,但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需要工会的帮助。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伟光:工人之所以自发的发起集体行动,确实是不相信工会,因为企业工会许多都不发挥作用,甚至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工人们当然要绕开工会。但是这些企业工会并不代表中国工会的主体和宗旨,同时工人在罢工的时候也希望有一种力量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教育他们。工人们不是非理性的,他们并不希望乱七八糟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深知,事情搞砸了,大家都没有好处,自己的饭碗也保不住。尤其是那些罢工骨干分子会担心企业雇主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所以他们也会有所顾忌。当初工会介入罢工事件的时候,工人们不接受,工会干部进去他们既不说话,也不参与,后来工会不断地去找他们谈心,终于打开了心结。最后领头的工人给我们打电话,让南沙区的工会帮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人请我们工会的干部下去,因为没有上级工会,他们自己也是一盘散沙,尽管一时抱成一团,但是要具体运用法律,他们就不具备这种能力了。

具体到罢工处理过程中,工会帮助工人选代表时有个重要环节,就是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结果职工的意见征集了数百条,怎么谈判呢?对几百条意见要进行筛选,要让大家确认,要引导大家,有些枝节的问题留下来以后再去解决,有些意见是某些少数个别人的问题,或者几个人的诉求,不一定有太大的代表性。所以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工会进行组织,谁说了算?这时候,为了使得工人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满足,工人们还是需要工会的,工会也可以借此成功地引导职工。

不仅如此,雇主也是需要工会的。说实在的,雇主骨子里不希望工人有谈判权,但是为了让工人尽早复工,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引导工人坐下来谈判,这是被迫的,并不是说雇主觉悟过来了,感到集体谈判是一种好的办法。比如南沙电装罢工事件,当初工会选职工代表的时候,雇主并不是很配合,只是开出一个条件——每人工资增加450元,你接受就开工,不接受就离开。实际上雇主根本就没有和工人谈判的诚意。后来工人意识到雇主的态度,他们也不谈了,也不复工,反正罢工罢够三天再说。结果雇主开始着急了,在各级党政和工会的劝导下,改变了初衷,主动要求和工人谈判。这个时候,工会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帮助工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让全体员工选举职工代表,再在职工代表中选出谈判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工会会传授一些谈判的技巧,告诉工人代表怎样才能合理合法地争取诉求,劝诫工人不能只知进攻不会退让,要掌握谈判的分寸,漫天要价只能让谈判过程陷入被动。经过这样的工作后,这些代表都会理性一些,从而促成了谈判的最终成功。

闻效仪:南海本田罢工中曾发生了穿工会制服的人员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虽然并不是工会所为,但社会上却普遍相信“工会打工人”。您如何评价这种社会对工会的认知?这是否意味着工会建设一直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

 陈伟光:我觉得,社会上对工会的这种认知是完全正常的。工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工人打架。工会本身既是职工之家,又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工人再坏再调皮,工会工作者都不应该与其发生肢体上的冲撞。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如果真的是工会打人,工会从道理上就输掉了。媒体的批评是社会良知的正常体现。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勇气去公开澄清问题,有时候为了所谓大局,还需要工会来背黑锅。但我认为将来早晚有一天,这个黑锅要把它去掉,事实早晚要澄清。我们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认知它,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等到这个风潮过了,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人们再去评说,情况会好很多。

如果要避免社会对工会的错误认识,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会建设一定要让群众来参与。我们现在是少数的专职工会工作者去办工会,还没有做到让广大的群众参与办工会。群众办工会才是工会的方向,工会民主化的同时必须群众化。如果不实行群众化,民主化也很难做得彻底。现在我们总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每搞一项工作,每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总是少不了要编制和要人。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工会拥有双重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着很多行政和政府额外赋予的任务,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一定要把工会的实力夯实,要让广大会员把工会看成是工人自己的,只有这样才会发动更多的会员,义务地去干工会的一些事情。另外,工会工作一定要克服机关化和行政化的不良倾向,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现在,一些工会的工作往往是做一些无用功,常常疲于应付各种上级的表格填写和申报,结果造成工会没有足够的专职人员根本应付不了,或者工会大部分时间都在完成和应付上级的各种任务,还有什么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工会活动方式需要真正变革,让基层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那些会员希望工会多干的事情上。如果说工会做的事情连工会会员都没有感觉的话,这种事情干脆就不要去做,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

来源:《中国工人》 2013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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