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法律社会化理论,剖析了法律实践与法律效益的诸问题,就社会的高度览法律,从法律的深度觅社会,倡导“实践法学”,弘扬法律实践论的法律效益论。

【关键词】: 法律社会化 法律实践 法律效益

【作者】:王敏慧,华东政法学院。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引题

法律的发生,最终归结于法律的实现。追根究源,就是一个法律社会化的过程。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具体来说,就社会宏观意义而言,法律社会化,就是使“自然人”成为“法律人”的过程,也是主体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的过程。同时,也就主体的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的形成过程,是主体认知自身所处的法律环境,并利用和改造这一法律环境的过程。

法律社会化的目的,就是将主体培养成为在法律生活中享有法定权利承担法定义务的“法律人”,使主体内化法律规范,形成法律意识。

法律社会化的结果,在于使主体按法律规范为法律行为,按法律规范来调整法律行为。

题解一:法律实践论

要判别科学与谬误,首先需要区分两种可能性:第一是理论可能性——即对某事项的阐释若非自相矛盾,违反逻辑,此事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第二是实践可能性——即某事项符合客观事实,有实际实验性,此事项在实践上是可能的。而理论可能性比实践可能性的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法律实践论,为解决法律的“真伪”问题提供了裁决尺度。法律的兴替衰荣,不能只分析理论本身的纯粹逻辑,而不考察实践这种实在的依据。这里,法律是有着具体历史形态的,是深深打着时代烙印的。法学理论——逻辑行程是以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指归的。

法律不是某种抽象的存在或机械的法则。否则,法律就完全失去具体丰满的客观内容,而异化为异常枯槁的戒律教条——那是宗教而非法律。

法律不是超时空、超世事的森严、畏惧、紧张的“最后审判”,而是在当下时空世事中的“应当怎样”(价值判断)与“实际如何”(事实判断)的“现实裁决”。

就常理而论,宗教是“出世”的,而法律是“入世”的。法律必须勇敢地面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生活,要复归艰难的现实和复杂的人生,回溯深厚的历史和具体的时代。反之,就会现出一种怪现象——法律的“正确性”只能保存于书本之上,若作为规则施行则破绽百出、弊端丛生了。

这昭示着,法律不仅要首先具有高度自觉的独立精神和超然卓立的理想品格,还在于具有能面对现实、改造现实的实践理性与务实性格。在此意义上,法律如果脱离社会,则丝毫不能经世济民、治国安邦。

法律理论化,不只是记录事实、搜罗材料、排比现象、罗列知识、形成学派,尤在乎探求法律生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只能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这,正是法律实践论的用武之地。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超时空、因果的先验存在。事实上,法律依然是久远的果实。因为,实践是法律发挥效用和保持活力的命脉所在。这样,法律才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创设的“游戏规则”,而非呆板的公式和枯燥的戒条。

如果囿于法律的纯理论——逻辑层面,那么,在这种形而上的投射下,法律的现实性与历史性就被忽略以至取消了——历史就不存在了。而否定历史就是否定现实,否定现实就是虚无主义。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时代精神的更新成为现实的主旋律。严峻的现实,等不及也不允许以逸代劳地建筑法律的“理论大厦”,在现实意义上,时代需要拓展法律实践论。现实法学是“自觉的法学”,这不仅需要向“理论法学”大踏步迈进,还要求激发“实践法学”的动力。归根结蒂,实践是对人类的主动性、创造性的首肯与高扬。

法律实践论,不是实用主义,更非实用问题,而是一个法学理论指导法律实践,法律实践检验法学理论的双重问题。没有法学理论指导的法律实践是盲目的、有害的;没有法律实践检验的法学理论是空想的、同样有害的。这就是法律实践论所要考察、解决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法律实践论是“务实”的。

题解二:法律效益论

法律效益论,不是解决法律自身问题,而是考察法律社会化后的社会效益问题,立法并非最终目的,宏旨在乎法律的实现——法律一经颁行在社会中产生一定效应。如何使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与变幻不居的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对位效应”,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益,这,就是法律效益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异之处在于,法律的探索成果一经面世,就得与社会直接互动,产生社会影响,带来社会后果,导致社会效益。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法律探索是不允许失败的。因为,这种失败的代价,是法律自身无法承受的。

这,昭示着法律效益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律效益,指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与收益。就其目标而言,可称为应然效益;就社会后果而论,可称为实然效益。

从纯粹的法学理论,到据此理论所施行的实在规范之间有着巨大的裂缝。易言之,常常,应然效益与实然效益存在着反差。这就亟需实践理性的介入。

空谈法学理论,轻视司法实践,这是一种逃避心态,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现象——于学术有害,于社会无益。法学“理论大厦”的构筑,不仅需要科学的“精神”,更要求科学的“行动”。就法律效益论而言,唯有这种行动,才能说明一切,证明一切。

法学不能成为空谈法理的高头讲章,在逻辑的圈子里兜来兜去。法学不是“玄学”,不能只存在于法学家的脑袋里。法律,作为主体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形式之一及社会规范的一种特殊形态,必须亦必然具备客观的、可证实(包括证伪)的社会内容——法律效益。

如果说,法律哲学化设定了法律及法学的必然性和应然性(公设),法律效益论则要求将这种必然性和应然性确立在社会之中(检验)。实质上,真正的法律哲学化是靠外张来实现的,因为它的自我实现便是其物化。只着眼于法律哲学化自身是无法自我实现的。法律效益论,需要将法律和法学自在自足的“内在理路”冲射向社会,将其本体性根植于肥沃的现实土壤之中。法律哲学化是以形上思辨的形式反映人们对法律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的终极所在应该用以指导客观的司法实践。唯此,法律效益论要求:从司法实践出发,为司法实践服务,自觉地追求法学理论的法律效益。

法学理论的法律效益,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导司法实践,推进民主和法治的发展,可谓法律环境效益,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启蒙,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塑造国民的法律素养,可称为法律文化效益。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离开环境效益就谈不上文化效益,反之亦然。因此,对法律效益的理解局限于一面是失之偏颇的。

法律既要联系现实(法律社会化),又要超越现实(法律哲学化),而超越现实的前提在于正视现实(法律实践论),而正视现实的含义:从司法实践的实际出发,强化法律效益(法律效益论)。

就法律效益论而言:最终的问题不在于解释现实,而在于改变现实。

当前,正处在一个空前迅猛发展的时代,当今中国的法学家们根本来不及构造一些较为完备系统的理论体系,因为迫切等待他们的是改革现实的需要与司法实践的崭新问题。这,就是法律效益论的现实性和迫切性的具体表现。

合题

法律实践论与法律效益论,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共同构造了法律社会化。

法律实践论,展示了法律对社会的全面投入。

法律效益论,呈现了法律对效应的巨大倾注。

中国近现代是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代,促使法律生活紧紧跟着时代急迫主题迅猛前升。燃眉之急改革的亟需迫使法学家们无暇旁顾,而把焦点与精力聚集到当前急迫的改革开放讨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去了。

结果之一,促进了法律社会化。

法律社会化,以更直接更具体的思辨形式和理性思维,来表现法律发生与发展之“突然”。在此,非“突然”的许多东西,都可摈弃在法律社会化的视野之外。

法律社会化,着眼于法律的“外在扩张”,倾心于法律的“实践理性”与“务实品格”。一言以蔽之,法律社会化是“务实的”。[1]

【注释】 [1]至于如何“务虚”,请参考拙作《法律哲学化》,载《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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