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工厂缴纳社保的标准不满,广东东莞裕元鞋厂发生上千人的大规模罢工,位于东莞市高埗镇的裕元鞋厂多个厂区昨日处于停歇状态。据报道,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已在协调中,希望裕元鞋厂可以尽早复工。而厂方也承诺,在2015年前完成全员足额投保。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和企业出口压力较大,最近几年中国因为薪酬问题而导致的工厂罢工越来越多了。据设立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China LaborBulletin)表示,仅上月国内就发生了119起罢工事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政府不断加强劳动立法工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标准,增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其次是因为受老龄化影响,中国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沿海工厂劳动力短缺现象明显,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也显著增强;再次则是在国民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中国工人的自我权益保护意识开始觉醒;最后是中国政府在工厂与工人的矛盾纠纷中,通常是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进行协调,不仅中国的工会有半官方的背景,传统舆论环境也支持罢工,这消减了罢工组织者的法律责任。

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罢工的高发期,并由于制度的多样性,呈现出了多元化罢工趋势。过去我们主要是体制内罢工,如国企员工抗议工厂损害其利益的决议或待遇下降的。后来体制边缘罢工开始此起彼伏,如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公司过高的份钱制度。如今则以体制外罢工,即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工人罢工为主,而且从前两者的无法律依据式罢工,变为了有理有据的正当维权式的罢工。

从好的一面来说,中国工人敢于发声敢于维权了,工人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罢工行为在中国实际上仍然有法律风险的。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对罢工合理化的相关规定,只有在约束力极差的《工会法》中提到,“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时,“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这算是对罢工行为合法性的默许。

但如果罢工行为有了集会的性质,则很容易触犯《集会游行示威法》。没有经过审批,在厂外公共场所聚集,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自由与权利,都可能会使得罢工组织者面临行政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起诉。而政府或司法部门一旦在处理问题上采取这一标准执行时,则很容易将最初的罢工上升到大范围的群体性事件,让政府承担不必要的社会风险。

所以在中国进入罢工高发期后,人大应尽快从立法上对罢工行为予以认定和保护,界定合法罢工的范围。此外官方舆论对罢工应有正确的引导,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国情来看,涉及公共利益的工作人员罢工就应当谨慎为之。国外的医疗系统罢工、交通部门罢工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罢工绝不能以公众利益为要挟。

最后,虽然有不少声音觉得工人罢工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罢工作为工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是不应当作为唯一手段来使用的。在我们国内,建立健全工人基层党组织,代表和保护工人的利益实际上是比罢工更有效维护工人利益的方式。罢工既在拷问黑心企业的同时,也是对我们劳工部门的一个警醒。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维护工人罢工的权力,更要建立劳动群体利益诉求的正当渠道,加强对基层劳保部门和协调部门的介入,建立健全工会,提高工会与企业的协商能力,而不是作为花瓶存在。如果工人不罢工就能解决问题,那对于工厂、工人和社会来说,岂不是更好?(来源:中国经营网 201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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