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阶层或阶级关系的讨论,涉及到对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时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及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阶级或阶层关系的观点与学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以及当前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又重构了怎样的阶级或阶层关系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具有争议的观点与学说。究其争论的根源,在于这些学说引用理论资源的差异以及在理解阶级、阶级关系等概念上的差异。

关键词: 社会主义国家  阶级阶层关系  阶级分析

作者:吴清军  许晓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

 

自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期诞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到底存在怎样的阶级关系,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激辩的话题,而且也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议题。[1]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宣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以及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是否实现了社会平等,这几个纠缠在一起的要素都影响到学者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判断。也正因为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具有争议的观点和理论。

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性问题混合在一起,让人无法清晰地判断当时的社会到底是一个阶级社会还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意识形态宣传与贫富差距、再分配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等看似矛盾的要素又混合在一起,更让人难以判断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特征。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阶级的话题又一度被学术界所提起,一些学者已经从学理的层面运用阶级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经验现象。[2]那么,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的是否是一种阶级关系?如果不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各群体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阶层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通过梳理与反思有关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讨论,为更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特征与性质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还是“无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阶级社会”,还是一个“无阶级社会”,抑或是一个等级社会?这一直是社会科学界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又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还是任何已知社会中都存在的现象?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在有文明史以来人们可以查证的一切社会中都存在阶级。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除了,阶级存在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建立在财产不平等占有关系基础上的阶级现象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反,韦伯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工业化逐渐改变全部生存方式的现代社会中才有阶级。韦伯主义的阶级概念是建立在市场或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认为阶级仅仅在资本主义中才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其他类型的社会是由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建构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建立在阶级对抗性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不同地位秩序的基础之上。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通过阶级和剥削关系来构建的,而是通过政治官僚与民众的关系来建构的。所以,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理性的市场,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是一个阶级社会。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又如何去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呢?下面将具体分析自马克思以来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社会群体就分裂为各自独特的、彼此对立的不同阶级,人类便进入到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阶级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私有财产制度将被废除,那么异化将会被超越,并且劳动分工将和阶级一起消失。[3]马克思认为,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从而建立起不存在阶级对抗与剥削的无阶级社会,这种社会的最高阶段即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则是这一阶段的过渡形式。但是,很遗憾,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从来就没有详细分析过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具体特征。按照吉登斯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个缺憾:其一,马克思认为在无阶级社会将会废除劳动分工,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论述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业组织中的权威关系与劳动技术、技能分工之间的区别;其二,马克思认为在无阶级社会,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废除政治权力,但是,他把这种政治权力的废除简单地等同于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他并没有对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明确的分析。所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作为阶级社会的资本主义与作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之间的对比,将是非常复杂的,并且二者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也是重叠的。那么对于这样的复杂性,马克思很难用抽象的阶级概念作出非常明确的解释,故此,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拒绝进入对无阶级社会的具体描述。[4]当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亲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真实状况,我们对他的抽象论述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学术界是如何认识的呢?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问题,苏联官方与社会学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只存在着分工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引用列宁的阶级定义[5]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有制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已经被消灭,工人与农民虽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同,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社会集团,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政治性的阶级,而只是“由于生产部门的分工而完成不同的工作的生产工作者社会阶层”。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有阶级,但是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非对抗性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和农民仍然是阶级,但不是由于劳动占有和剥削关系而形成的对抗性阶级。第三种观点来自苏联官方以及苏联的大多数学者。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与第二种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依然用列宁的阶级定义来解释当时苏联的社会结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指出,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不再划分为由于劳动占有而产生的社会集团,从而原来划分社会阶级的基础已经消失,但是,列宁的阶级定义中所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特征依然有用,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阶级,从而认为列宁的阶级定义还是“普遍适用的”。[6]

从上述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理论界对苏联社会是否存在阶级的观点都是从列宁的阶级定义出发的。然而,由于他们对这一定义的理解与着眼点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当然,当列宁所定义的完全意义上的阶级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出于政治目的等要求,用列宁的阶级定义去解释与分析苏联的社会结构,难免会出现某些理论上的欠缺,并与社会现实相背离。人们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尤其是在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么,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结构特征和苏联社会存在哪些区别?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阶级关系的讨论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阶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要讨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华琛(James L. Watson)所言:“在整个社会组织系统中,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前革命时期的阶级区分不再扮演角色了,但是,传统的阶级观念仍然保留在概念系统中。”[7]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30年时间里,阶级分析往往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苏联的经验模式以及现实的社会政治、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的概念与阶级分析不仅与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甚至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也是一个让人混淆不清的概念。为了理清思路,本文在这部分试着讨论几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理论界是如何界定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阶级关系的?第二,西方学者对此是如何分析的?第三,当前中国社会学界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第四,本文是如何看待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阶级关系的?

在中国理论界看来,改革前中国的阶级阶层关系经历了两次转变之后,最终确定了两个阶级与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8]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剥削制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了,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已经被消灭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劳动阶级方面,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不具有对抗的性质,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是主要方面,阶级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则成为阶级关系的主流。这种以团结和合作为基础、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关系已经不同于原来阶级社会的完整形态的阶级关系,它是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是一种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

从以上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界关于阶级结构与阶级分析的思想来自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念以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分析阶级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则成为指导分析中国具体情况的主导思想。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9]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为后来中国的阶级分析提供了理论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

那么,西方学者是如何来认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现象的呢?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1975年发表的“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与白威廉(Willianm Parish)1984年发表的“中国的非阶层化”可以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怀默霆通过分析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阶层分化、结果不平等以及机会不平等三个方面得出,中国虽然是存在着相当明显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中国遏制住了各种类型不平等的加剧。[10]他还认为,尽管把“非阶层化”这个形容词加在中国社会的前面是恰如其分的,但是,“非阶层化”不仅是社会地位低下者所力图争取的目标,也是政府与社会精英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整治:第一,对“旧阶级”的改造,这包括对农村“旧阶级”与城市“旧阶级”的改造;第二,对“新阶级”的抑制。这里他引用了吉拉斯的“新阶级”概念,认为中国内部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除这些新阶级的危险为宗旨的。

白威廉与怀默霆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了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当然,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出的,当时西方学者在中国作深入的社会研究尚属困难,他们的研究途径大都是通过阅读报刊文献、二手资料以及访谈大陆到香港的移民等方式获取资料的,所以他们得出的观点存在一定的欠缺。后来随着市场转型理论的兴起,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前的阶级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中国社会学界在吸收市场转型理论以及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阶级阶层关系与结构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其一,在收入、权力、声望等社会资源占有及分配中获益最大者为官员——“干部”。其二,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是由三种最基本的次级制度化结构分割的结果。这三种次级制度化结构是“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它们之间相互交叉,共生共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其三,“城乡分割”,即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并产生城乡二元分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地位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关系是以对社会资源的权力占有以及“再分配”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权力与再分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成为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基础。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还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界都有一个共识,即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存在着阶级或阶层现象,社会结构中的不同阶级或阶层仍然存在着等次的差别。那么,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阶级社会还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社会学界讨论的并不多,而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存在着几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了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各阶级之间并非对抗性关系而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存在几大阶级,但仍然是无阶级的社会。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有阶级的社会,但并非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不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尽管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现象,但是,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且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区别于以激烈阶级对抗为特征的阶级社会,是一种“有阶级的社会”。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是一种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状态,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剥削阶级的被消灭,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对抗的性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阶级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成为阶级关系的主流,这种阶级关系不同于以往阶级社会的完整形态的阶级关系,同时也并不表现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意识形态上,争议的意义都不大。吉登斯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阶级社会是建立在复杂的因素基础之上的,更何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一直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社会结构处在急剧的变动之中,阶级关系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固定化。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现实存在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并非如国内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关系。西方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存在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以及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党政干部组成的阶级结构关系。这几大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距,但是它们都不构成一个有阶级意识以及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按照阿隆的说法,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把阶级定义成意识到自身存在和与其他集团对立的利益一致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很难用这个阶级定义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关系。所以,韦伯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阶级看作是处于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而并非有着强烈阶级意识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普通工人与农民阶级,尽管与其他阶级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客观上的区分以及社会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利益一致的并与其他集团对立的共同体。

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阶级关系的再认识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不仅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在整个阶级结构关系中发生了变化,而且一些新的社会阶级阶层逐渐形成,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其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与改革以前的阶级阶层结构相比,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改革后阶级阶层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中国社会学界一直都是采用修正传统的阶级阶层分类模式方法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这种修正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既存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作出新的解释;其二,对随着市场经济推行而新出现的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进行定位;其三,对党政干部在阶级阶层结构关系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从这些修正解释的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核心的阶级概念与理论仍然是其理论根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在中国所有制结构中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的部分,这打破了传统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单一的局面,出现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的雇佣关系,传统的社会主义阶级阶层模式已无法解释这些新出现的变化,所以现实的变革要求理论界作出相应的解释与描述,修正的分析框架也应运而生。但是,对于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自身的变化以及新出现的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的定位,学术界一直也存有争议。

这种修正分类模式的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当前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国目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三大类十三小类的阶级阶层分类。三大类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其中,工人阶级包括职工阶层、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及士兵阶层;农民阶级包括农业专业大户、兼业农户、小耕农、集体农民和农村干部;其他社会阶层包括个体经营者阶层、非公有制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些分类模式中,阶级的含义是政治性的,阶级分析的视角仍然建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依然是阶级分析的核心。虽然这类修正传统阶级结构分析的方法能够对当时出现的新情况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种以政治性定义的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阶级阶层划分模式,对于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社会经济分化趋势、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以及阶级阶层意识和行动的解释力是很弱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分化中,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身份已不再是导致人群分化的决定性机制。因此,基于这类划分模式进行的阶级阶层分析,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分化现象的深入把握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分类模式也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它们试图使传统的官方阶级理论和阶级分类模式适应于当前新的社会现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国内得以发展,学者们开始对阶级或阶层问题展开研究。在社会学界,由于受到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学者们对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是突破了传统阶级阶层划分模式,另一方面是寻找阶级分析与理论之外的资源来解释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新现象,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模式、韦伯多元分层理论以及利益群体分类模式逐渐取代了阶级分析理论,对社会分化现象的功能主义的解释也取代了冲突论的解释。特别是韦伯多元分层理论以绝对的优势取代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学者们一般选择韦伯的三元分层标准(收入、声望和权力)来进行社会阶层的等级划分。其中,一些学者把多元指标分开来分别进行单维的分层,如依据收入指标进行经济地位分层,依据职业声望指标进行社会地位分层等。但是这种阶级阶层分类模式的评价应该类似于国际社会学界对社会经济地位的等级测量,也就是说,这种分类可以反映出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情况,但并不适合于进行阶级阶层关系、态度意识和行为取向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社会贫富分化愈益明显,权力因素在社会资源分配及其发展机会中日益显现出特殊的作用,而且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也逐渐出现了利益不一致的阶级阶层认知。以社会分层为理论基础的解释很难对这些现象进行明晰的解释。所以最近几年来,有关阶级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人们对阶级的感知及用阶级分析视角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似乎正在复苏。陆学艺等人在《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十个阶层”划分的模式可以看作是当前阶级阶层分析的代表。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综合地采用了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模式和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模式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他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

另外,最近有一批学者开始引用阶级的分析工具,关注工人阶级形成或者消解的问题。李静君把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分成两种,即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再造的在岗工人以及处在消解、原子化状态的下岗工人,她认为并非所有下岗工人都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回应改革,很多人选择“认了”或是“认命”的态度,市场的原子化效应在小型国有企业最为明显,这些企业在过去没有固定的工人居住区,下岗的同时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群体的解体。沈原则提出了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论述,他认为当原来的国企职工身处工厂的劳动过程之中时,他们为各种国家福利所覆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固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他们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多半是在下岗离职,即退出生产领域以后,在社区生活中逐渐生成的。而许叶萍、石秀印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工人已经处于客观被剥夺状态,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启动和酝酿,但还没有成型。工人们并不“愿意”也并不“主动地”形成工人阶级,而是愿意和主动地“不形成阶级”。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为现存体制所容纳,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与现存体制对立,那么工人阶级难免会形成。

综上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转变,不仅传统的几个阶级阶层群体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一些新的社会阶级阶层逐渐形成,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其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阶级关系在市场转型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也作出了许多探讨,从修正传统的阶级阶层分类模式到引用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划分阶级阶层,整个学术发展的历程表明了一种趋势,即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正在被学者们用来解释当前中国在转型时期出现的现象。尽管学者之间还存有一些争论,但是争论可以促使我们去更好地把握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关系的转变。

注释:

[1] 参见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2] 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仇立平《回到马克思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载于《社会》2006第4期。

[3][4] Giddens Anthony,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3, p.89,pp.89-90.

[5] 列宁在1919年6月撰写的《伟大的创举》中的阶级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6] 王思斌《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现状》,载于何建章主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91页。

[7] See Wastson James L.,eds.,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参见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10] 怀默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载于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1页。

(作者单位:吴清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许晓军,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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