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冲 突是任何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面对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凸显,必须首先辩证理性地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然后,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纳入常态化的视角进行制 度化治理。在借鉴社会挫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等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了挫折重组理论,阐析了其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冲突 群体性冲突事件 挫折重组理论 冲突治理

  来源《探索》2011年第4期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改革触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深水区,这使我国也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凸显期”。能否正确处理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冲突事件,事 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国家富强和谐。[③]正确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对冲突进行制度化治理,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正确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

面对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凸显,不少人思想上产生不理解甚至消极抵触情绪,不少人往往不能正确看待冲突,思想上害怕冲突,实际中回避冲突,遇到冲突不是去客 观面对和正确处理,而是想千方百计地掩盖和压制,甚至为了掩盖一个冲突而制造出新的更多的冲突。这就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问题越 来越严重。

实际上,应该正确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 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④]“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 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⑤]“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 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 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⑥]“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⑦]“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 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乱子具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⑧]刘少奇同志指出:“应该允许群众 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 主。”[⑨]邓小同志指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 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是基本合理的,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就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 明。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 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 [⑩]“但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所以有时闹事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 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11]江泽民同志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若干矛盾,或者产生若干问题。从自然科学的原理 看,这些矛盾和问题积聚起来,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积聚越来越大,不能及时化解,最后一下子释放出来,就可能起破坏作用。这就需要有民主的 渠道来反映这种矛盾和问题,来宣泄这种能量。”[12]胡锦涛同志强调:“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 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13]

现代社会学理论也认为,冲突既是客观存在的,并 且确实有消极危害,但是它也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对现存条件不满的人们,是希望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主持公道的,那么,冲 突就会大量地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出现,并且客观上有利于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社会去解决这些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运行状态的改善。“冲突是这样一种机制,通 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改造,保证它们在变化的条件下延续下去。换句话说, 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也消除了一个有用的警报),而把灾难性的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14]“在富有弹性的 社会结构里,大量的冲突相互交叉进行,因此阻止了沿一个轴心发生的根本分裂。” “通过对冲突的宽容和对制度化,这些社会系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15]“通过公开地在社会上表现潜在的不同意和敌视,反抗激起了冲突, 但它了有助于消除这些冲突的根源。” [16]反之,“由于缺乏表达公众意见的适当渠道,就连温和的反对者也成为政权的敌人,迫使他们在可以进行改革的条件下,提出推翻政权的主张。”[17] 实际上,精明的政治家都懂得,允许人们批评政府“是一种防止造反的疫苗”,“抗议是一个安全阀,它让蒸气溢出,因为如果蒸气受到限制,就有可能把锅炉炸 毁。”[18]只有科学认识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各种冲突,以动态的眼光、辩证理性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冲突,把冲突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常态 化范畴来处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制度化治理

群体性冲突事件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种社会冲突。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在借鉴国际上关于群体性冲 突事件的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理论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对群体性冲突事件进行制度化治理的挫折重组理论(参见图1)。

挫折重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群体性冲突事件是以人们遭受的挫折为起点,组织动员各种资源,对挫折加以阐释利用,激发人们组织起来,以改变受挫境遇的集体行动(集群行为)。其基本观点如下:

(1)社会变迁影响人们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会使一些人的利益遭受挫折,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都可能随之滋生。

(2)挫折感因人们的归因不同而不同。当人们归因于外时,他们可能进行意义建构、建立组织,开始谋划发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当人们归因于内(自身)时,他们就不会发起群体性冲突事件。

(3)对挫折进行解释,赋予挫折以意义,建立起社会不公正的框架,培养人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组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十分重要。这种意义建构不但影响群体性冲突事件组织的建立和巩固,而且影响资源动员、政治机会、认知解放和社会控制等诸多因素。

(4)建立组织非常重要。它不但直接影响意义建构,而且直接影响资源动员;不但间接影响对政治机会的把握,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解放和社会控制机制。

(5)动员必要的精英、人员、时间、金钱、物资、空间(场所)、第三方力量、传媒等各种资源,对组织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关键作用。缺乏相应的资源,是群体性冲突事件难以组织起来的重要原因。

(6)发现政治机会,并且善于运用政治机会,直接影响着群体性冲突事件能否取得突破甚至成功。一个社会政治管道的开放性、政治力量组合的变动性、第三方 势力的力量大小、尤其是精英的团结程度,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政治机会的多少、重要不重要、关键不关键。特别是如果国家高层统治精英发生分裂,群体性冲突事件 很可能乘机取得成功,甚至在第三方势力的支持下,使现存政权和社会根本制度被推翻。

(7)认知解放的作用重大。认知解放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变量,通过认知解放,在人们自己看来,原来部分或全部合法的东西现在变成了非法的(如政府的合法性下降了甚至消失了),原来有权威的东西现在变得没有 权威了,原来认为合理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合理了,原来认为公平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公平了,原来认为不可企及的目标现在变得似乎唾手可得了,人们对于群体性冲突 事件取得成功信心高涨。

(8)社会控制机器作为控制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极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机器强大有 力,尤其是国家暴力机器及法律的硬控制力强大,道德的软控制力也很强大,那么,它不但可以直接阻止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政治机会(结 构)、认知解放、意义建构、资源动员等过程间接阻止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机器软弱无力,那么经过意义建构、资源动员、政治 机会发现,以及认知解放等过程的酝酿准备,群体性冲突事件就会爆发。

(9)在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既有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因素(如资源动员)在起作用,又有身份认同、信念力量等方面的感性因素(如意义建构、认知解放)在起作用。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10)人们参与群体性冲突事件不是永久的,在得不偿失(预期成本大于收益)、信念弱化(如对事件成功缺乏信心)或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人们会退出行动(群体性冲突事件)。

挫折重组理论启示人们,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生成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一个社会并不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挫折就会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人们的挫折仅仅是群 体性冲突事件生成的最基础原因,挫折能否转化为人们的集体行动,取决于人们对挫折如何归因、如何解释、如何赋予社会制度以不公正的意义、如何建立群体身份 认同、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动员资源、如何捕捉和创造政治机会、如何实现认知解放,以及如何运用社会控制力量。因此,要防止和处置对社会不利的群体性冲突事 件,就要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战略思想,切实保障公民的一切合法权益,包括依法进行利益表达、表达不满的权利;正确处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 的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结合点,坚持从源头上尽可能地减少人们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减少(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制度建设 尚不健全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的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树立科学的比较观,指导人们正确看待自己、他人、社会、政府和国家, 科学分析人们不满情绪和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主客观原因,尤其要注意使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与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保持适当的距离,引导人们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的思想,不因政府一时的绩效不如人意而削弱对国家的认同、破坏甚至动摇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在坚持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价值、不 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同时,要善于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不足与欠缺,更多地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尽可能地少把利益矛盾都归因于社会、归 因于政府甚至归因于国家,从而引导和鼓励人们在现行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积极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来改善自身的境遇,并以建设性态度、改革渐进的办法(而不是 所谓“革命”的、“另起炉灶”的彻底推到重来的激进办法),不断推进国家、政府和社会中客观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逐步解决;坚决取缔任何非法的群体性组 织,使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参与人员尽可能地处于非封闭和“非匿名化”状态(可通过对公共场所、突发事件现场安装摄像头来解决),阻止其进行资源动员,切断其 资金来源,不给其提供活动空间(场所),尤其是不允许其在规模宏大、影响宏大的公共场所进行非法活动;加强舆论引导,保障政府声音的及时和权威性,防止大 众传媒对事件给予不必要的关注;依法加强对第三方势力的管理,防止其与集群(群体性)组织建立联盟;防止少数政治或知识“精英”进行反社会反政府的动员, 特别要防止其对大学生、年轻人、少数民族等进行蛊惑宣传煽动;要始终保持高层在处理事件时的意见一致,严防高层分裂,决不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保持国家的 强大形象,保持国家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力,提高国家专政机器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如摧泪瓦斯、橡皮子弹)控制事发现场的能力,必要时坚决果断地使用国家专政 机器镇压胆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提高人们参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成本预期、减少其收益预期,尽可能地减少其成员数量,并防止徘徊者、旁观者加入到行 动中来;牢牢占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价值标准的主导权,占领道德和公平正义的制高点,严防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搞乱人们的是非标准,尤其是严防 其搞乱执政党、政府尤其是军队的思想,在我党政军内部打开缺口;要坚持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坚决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始终坚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处理 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严防超越宪法和法律“开口子”;增强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稳定的自信心,正确看待人们的利益表达行为,即使对于挑战现行制度的行 为也要在战略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从容应对和妥善处理各种群体性冲突事件甚至挑战政府权威的集群行为,避免反应过度,善于把损失和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以内,特别是要善于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尽可能使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处置既依法办事、于法有据,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法理支持,又是非分明、合情合理,得 到社会舆论和道德标准的情感支持,使法律的实施同社会的舆论、道德相协调、相统一;但如果发生道德舆论同宪法法律相冲突的情况,则必须毫不迟疑始终坚持宪 法法律高于一切、高于道德舆论,不以道德舆论干扰宪法法律的实施,坚决果断地采取宪法和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必要的控制和强制措施,以确保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 控制力,严防事件失控,坚决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坚决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社会基本秩序不被破坏、少受干扰,确保国家社会政 治大局的持续稳定。

    注释:

[①]本文公开发表于《探索》2011年第4期。

[②]胡联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北京,100084);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③]参见胡联合、胡鞍钢:《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7-238页。

[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这里的“大民主”指“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小民主”指认真执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各项民主权利。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7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

[12]《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1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15页。

[14]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15]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7页。

[16]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48页。

[17]西德罗·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18]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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