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却》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重复他以往的核心观点,只不过这次是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即:明清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导致环境的过度开发和资源衰退,传统农业已到了“前近代的技术顶限”,经济增长事实上已经“不可持续”。

【作者】:维舟,【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9月13日第B07版:书评

今天的中国境内,仅在云南边境的零散保护区内才能看到野生大象的踪迹,但在历史上,它的分布却广泛得多——河南省的简称“豫”,便是因远古时代 有野象而得名“豫州”,殷商时代常有捕猎野象之举,但三千多年来随着土地的开发和气候变化,大象逐渐退向西南的角落。“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这个书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讲述“野生动物历史变迁”,但那并非作者的重点,而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一个象征和隐喻,指向那种对环境的过度 开发,因为“大象的退却”所隐含对应的便是“(中国)人的步步紧逼”。

这种“人与动物此进彼退”的模式,当然不仅大象如此,因为当人类开发毁坏动物原有的栖息地时,所威胁的是生存在此的几乎所有物种,大象只是其中 标志性的“旗舰物种”。在这种开发进行之时,往往会造成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对垒冲突,光绪《慈利县志》载:“野猪、獾子、猴盗稼,每秋日包谷垂实,山 民枞金炬火,警逐之声,彻夜不绝。”近年来有许多西双版纳人象冲突的报道,野象视村寨的田地为食堂,甘蔗、玉米、稻谷、香蕉都是它们采食的对象,偶尔甚至 攻击人,这都意味着动物感到自己领地受侵犯时所激发的冲突——宫崎骏的电影《幽灵公主》就以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了这一对垒冲突的悲剧。这些几乎可说史不绝 书,而其中最典型的也许是老虎而非大象,从中国历史上看,随着人类开发的推进,人虎冲突就大大激化,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北宋末年他从江南被流放 到广西博白,当地的华南虎从不伤人,只是偶尔入村盗吃猪羊;十年后大批北方人躲避战乱到此,开辟田园,老虎伤人事件渐有所闻;到后来则变得和内地一样,吃 人不吐骨头了。农业开发程度大大强化的宋代,是“打虎英雄”(《水浒》中就有武松打虎、李逵杀虎)故事最多的时代,实非偶然。

但伊懋可的用意既不在“野生动物历史变迁”,也不在讨论人与动物冲突的模式,甚至不是为了探究“大象的退却”的真正原因(他几乎没提到气候变 迁,而远古黄河流域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显然是当时大象能在此栖息的要因;在云南,大象的退却与“瘴疠”区域的缩小也同步进行),他的兴趣还是在于中国历史 的发展模式,即中国人是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这种利用方式本身是否反过来造成了某个陷阱而使中国无法突破自身?

他在序言中对此已开宗明义提出:“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简述真实的记录,尽可能是目前所知的真实的记录。第二个目标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 里的人们会以他们的那种方式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进行互动?更想尝试回答:这种互动方式有多么独特?”在书中,他旁征博引以达成第一个目标,但所有这些文献 梳理都是为了第二个目标,前者只是“材料”,后者才是“阐释”,而这阐释就牵涉到许多重大问题,比如中国人如何认识环境?如何与环境互动?是否有所谓“东 方水利专制主义”?是否导致了“技术锁定”而无法突破(这又涉及“停滞的帝国”这个命题)?这就是王笛所曾指出的:中国学术界经常强调的是填补空白,但在 西方学术界却是要看你如何参与学术对话,“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是也需要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层次,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学术对话”。

因此,伊懋可在此无意按时间的推移来撰写一部中国环境史(更不要说“大象的退却”的历史了),他的兴趣是截取相关的素材,来讨论一些在他看来更 为根本的问题。虽然全书的各部分是不同年份写的,但仍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这写法其实是社会科学式的:“大象的退却”只是一个引子,接下来讨 论森林的破坏、战争与短期效益(森林破坏的原因)、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然后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个案研究,讨论嘉兴、贵州、遵化这三个有代表性 的地方;最后是“观念”,总结讨论中国人是如何认识自然的,为何导致了最终的“技术锁定”、环境破坏与停滞。

从总体上来,他关注的重点并未突破自己在1973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在那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假说“高水平均衡陷阱”,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运作良好、管理有效、人工便宜,但也正因此而缺乏投资于技术突破的 驱动力,其结果是导致一种维持在停滞状态的高水平上。不难看出,这种假说与“大分流”等理论不同,它对帝制晚期的中国自身实现技术突破、产生“资本主义萌 芽”抱有一种非常怀疑和悲观的态度。

正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无力实现那种工业革命式的突破,所以他的阐释往往与“停滞的帝国”、“东方水利专制主义”等以往的论调暗通款曲, 只是这些观点已受到严厉批判而极具争议,他不得不委婉其辞:“虽然‘水利专制主义’并非全然的子虚乌有,但……它是对一种更为复杂之形势的不恰当的描述, 而这种形势也在因时而变”(中译本130页)。在他的阐释中,“大型水利系统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它来说,每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往往都 会引发新的问题”(176页),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农业之本的水利经济,本身导致了为维持它而过度投入资源和劳力,反倒使全社会受制于它,“最终则阻碍了 经济结构的任何轻易的变革……没有哪个社会像中国这样不遗余力地、如此大规模地重塑它的水利景观,但是长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却将从前的某种力量转 化为虚弱之源”(178页)。《大象的退却》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重复他以往的核心观点,只不过这次是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即:明清中国在 人口压力下导致环境的过度开发和资源衰退,传统农业已到了“前近代的技术顶限”(had hit a pre-modern technological ceiling),经济增长事实上已经“不可持续”。

这个精巧的理论模型的问题在哪里?在我看来,它的要害在于:伊懋可过多地聚焦于“技术突破”和“变革”上,仿佛那是理所应当的,而中国没能做到 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但这和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是个伪问题,同样是潜在地把西方的情形视为普遍,而视中国的不同情形为特殊;但中国未能实现 突破是不足为怪的,值得惊奇的真正问题是欧洲竟然成功了——它才是特例!

由于他潜在采取的是一种从帝制晚期中国“停滞”状态的回溯视角,在他的论述中,一部中国环境史差不多即是“中国环境的破坏史”,并假定这与中国 无法自我突破之间存在关联甚至因果关系。但问题在于,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也曾是欧洲各国中环境破坏最剧烈的国家,这两者真的一定有关吗?在 英格兰的案例中,甚至正是由于木材等资源的耗竭,才促使人们很早使用煤炭,并推动了技术发展。从中国的状况看,农业开发的深化从宋代开始(梯田这种山区开 发的形态始于此),而宋代也正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变革时代。这其中实难完全塞入一个理论模型。

在将历史材料用现代理论重新阐释时,理应加倍警惕。因为我们在“理论之眼”中看到的,往往与古人截然不同。更有甚者,不同的学者很容易找到彼此 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理论佐证:一些人从“天人合一”中看到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一些人从“风水”、“山水”观念中看出中国人对环境的神秘主义或人文观念 的影响;还有些人则认为中国传统中森林之神的缺位表明他们对森林并不敬畏。的确,中国文明并不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都是上帝的造物,其对自然环境的看法往往是 人文的,因此并不欣赏荒野,但对“环境”的许多观念即便在西方也是新现象。汉语中的“环境”一词其实是由日本输入的,近代日本人用“環境” (kankyō)一词来对译英语的environment和circumstance,该词典出《元史·余阙传》:“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 筑堡砦,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但原本的含义仅是“环绕居住地”而已。同样的,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也是日本人截取《老子》“道法自然”中“自 然”(日语shizen)一词来对译英文nature的结果。在英语中,environment(环境)要到1827年才用以指“人或物居住在其中的情形 总和”(the aggregate of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a person or thing lives),专指生态观念(specialized ecology sense)则晚至1956年才出现。或许可以这么说,“环境史”的出现,意味着人对自然环境的优势已完全确立,而这种“人-环境”的主客二元对立,本身 就源自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上帝视角,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所没有的。

刻薄一点说,学者们自身往往也有某种“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现象,即不断地维持一个自洽而精巧的理论模型,但很难改换自己的观点和思维定势,实现 理论上的自我突破。伊懋可在书中说,“历史资料是一面镜子,它们不仅仅能照出我们自己的脸庞,还能照出我们的偏见,甚至照出我们自身的反面”(12页), 但这整部书的旁征博引,实际上都是自己以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或许可以说,不了解他那本《中国历史的模式》的主要观点,就很难真正看懂《大象的退却》。 他所说的都是为了反复论证明清中国已到了既无法持续、也不能自我突破的境地,“环境”在此只是用于说明人们过度消耗了资源和劳力,最终阻碍了变革——从他 的论述结构和讨论重心来说,甚至这能不能算是一个“环境史著作”都很难说,因为作者的兴趣并不在“环境”和“生态”本身。

伊懋可曾师从蒲立本、杜希德、龙彼得等西方汉学大家,有深厚的汉语功底,他在书中也乐于展现这一点,但在某些方面,他还是不免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译者虽然校订出了不少,但偶有疏漏。

举例说,他把汉语“公元”解释为“公共起源”(4页),但这本应是“公历纪元”之意;在引文中提到“淮海惟扬州”时,他注解“在长江北岸的江苏 省”,但问题在于,1741年《贵州通志》在说到这里时,乃指禹贡九州之一的扬州(“淮海惟扬州在《禹贡》,厥田下下,厥赋下上”),其地域远比清代扬州 城大得多。

在遇到有些较生僻的典故时,则可看出他的解释过于表面。如71至72页:“苏东坡的确在意松树。他说,湖北汉口东北的麻城县县令(即张毅。—— 译注)曾‘植万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不到十年,由于斧斤和野火的破坏,幸存的松树十之不及三四。为此他作了一首诗来加以谴责,说:‘伤来者之不嗣其意 也’。(见《万松亭》一诗。——译注)不过,很显然,这关系生活是否舒适,而不是森林是否恢复,也扯不上什么长生不老。”这里苏轼所说的其实是《国语·周 语》中单襄公的典故,他出使回来向周定王报告,认为陈国将亡,因为周制强调“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 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所以苏轼所讲的其实是为政之道,而非什么“生活是否舒适”。此外,汉口是明代才兴起的,理论上说,用于宋代也有点时代错乱 之嫌。

在体现中国文化最深的诗歌中,他的阐释遇到的困难最大。在提到《九歌·山鬼》中“思公子兮突离忧”一句,他认为“‘公子’指山鬼本人”(340 页),但“公子”应是山鬼的思念对象。最可议的是299页对十四世纪末潘伯修一首诗的解读,其阐释有时过度,有时则误解典故。诗句是:“辽海东空鹤不 归……寒天霜静雕鹰没,沙苑秋高牧马肥。落日美人歌玉帐,西风猎骑拥金羁。豪猪猛起当前立,曾冒鸣弓脱晓围。” 伊懋可将“美人”译为“fair lord”,说“其单数通常指‘君王’,这里改成复数,以更加切合该词的西方语源”,又说“金”暗示“金国”,“猎骑”象征“入侵者”,“‘鹤’是中国 ‘神仙’的坐骑……‘雕’可能暗指汉族英雄。最古老的特点是用‘豪猪’代表汉人对异族占领的抵抗”。显然,他并不懂“辽东鹤”的著名典故,对“雕鹰”、 “美人”、“金羁”、“豪猪”等的解释则是很难令人苟同的过度阐释。说实话,我觉得全书完全没必要提到这首诗,除了炫学之外,它对作者的问题论证无甚用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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