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实验结果为人们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自发地解决(而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集体行动困境,即内生性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实验结果为人们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自发地解决(而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集体行动困境,即内生性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长期以来,群体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与个人或家庭的私有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是人们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亚当·斯密(AdamSmith)就在许多 市场交易活动中发现,对于私有利益的追求会使得人们在提供社会公共物品时缺乏自觉意识。霍布斯(ThomasHobbes)和洛克(JohnLocke) 也同样注意到私有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可能带来的“社会困境”,并认为这一冲突的解决需要依靠国家行使相应的权力,比如通过征税的方式来为公共品的建 立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学家们也一直致力于对社会困境问题的研究,但他们更多讨论的是在无正式制度和权威管理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困境,如可以提高人们在团 队工作中的努力程度、诱导社群和组织中的小规模集体行动。其中,费尔和盖切特(FehrandG覿chte)就研究了群体内部的非正式制裁机制对改善集体 行动困境的作用。然而,非正式制裁机制的利用也常常会伴随着报复性、反社会或无效率惩罚等问题的出现。因此,如何评价和比较正式制裁与非正式制裁机制分别 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时的特点和作用,对于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库森(ThomasMarkussen)等人在近期发表于《经 济研究评论》(TheReview ofEconomicStudies)的《集体行动的自发组织:一个通过投票来选择制裁机制的实验研究》(Self OrganizationforColectiveAction:AnExperimen-talStudyofVotingonSanctionRegimes) 一文中,就比较了正式制裁与非正式制裁机制在促进集体行动达成方面的表现,并且研究了人们在这两种机制之间的自发选择。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被试面对的是 一个有限次重复自愿捐赠的五人公共品博弈,实验涉及三种不同的机制,三种机制分别为标准的自愿捐赠机制(无制裁)、非正式制裁机制、正式制裁机制。在非正 式制裁机制中,被试可以观察到组内其他成员的捐赠额,并能通过减少其他成员的实验收益来实现惩罚。被惩罚的被试可以获知其被惩罚掉的收益额度,但不能知晓 是谁对他们实施的惩罚,以及其他人是否被惩罚。在正式制裁机制中,被试分配给自己的收益数额将被处以一定比例的惩罚,且每位被试每期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 固定成本。实验设计是在这三种机制间进行两两比较,被试通过组内投票的方式,以大多数同意的原则在两种给定的机制中确定该小组的机制。投票无成本,被试可 在事后知晓哪种机制被小组投票确定,但不知道确切的投票细节。

实验包括了四个实验任务(2×2的设计),变量是在正式制裁机制中分别针 对被惩罚者和整个小组成员都须支付的惩罚成本。具体来说,在其中两个实验任务中,对没有提供公共品捐赠的被试的惩罚额度足以阻止自利的个体选择搭便车行 为,而在其他两个实验任务中,对没有提供公共品捐赠的被试的惩罚额度在理论上无法阻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而在有关小组的惩罚成本方面,有两个实验任务的正 式制裁机制需要整个小组支付数额较大的固定成本,而其他两个实验任务的正式制裁机制则只需要整个小组支付较小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设计的现实意义在于实际 生活中正式制裁机制的形成往往需要依靠相应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如司法系统),而要建立这些机构必须预先投入一定数额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投资也是正式制 裁机制与非正式制裁机制之间的主要差别。

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理性自利人会偏好选择可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正式制裁机制,但如果人们在无 制裁或非正式制裁机制的环境下,会比经济学理论中的自利人假设表现得更合作的话,那么人们对不同制裁机制的偏好选择则可能有所不同。因此,研究者希望通过 实验的方式来比较非正式制裁机制中被试内生的合作行为与正式制裁机制中外生的惩罚手段在促进集体行动达成上的表现,即检验是否存在所谓“民主的红利” (democraticdividend)。

实验结果发现,大多数被试投票选择了低固定成本但可阻止搭便车行为发生的正式制裁机制,且 在这一状态下,公共品供给有着很高的效率。此外,在实验初期被试均不太愿意选择非正式制裁机制,甚至有被试做出反常的、故意的惩罚。随着实验轮次的增加, 非正式制裁机制却越来越多地被投票选出,反常的惩罚也不再出现。更令人惊讶的是,被试在非正式制裁机制和高成本且能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正式制裁机制之间,倾 向于选择前者,而且实际上这一选择确实是有较高收益的,非正式制裁机制的惩罚威胁很好地阻止了搭便车行为。而在无制裁的自愿捐赠机制与高成本且能阻止搭便 车行为的正式制裁机制之间,更多的被试选择了前者,而这一选择也显然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中理性自利人的决策不符。研究者也因此认为实验结果与个体具有社会偏 好的假设一致,并参照费尔和施密特(FehrandSchmidt)以不公平厌恶假设为主体所建构的经典社会偏好理论模型,对实验发现一一作了合理化解 释。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实验结果为人们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自发地解决(而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集体行动困境,即内生性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 据。文章还为“民主的红利”提供了实证支持,即通过投票产生机制的方式比计划决策者外在强加同一机制的方式更为有效率。文章最后检验了非正式制裁机制的稳 健性,增加的实验任务中提高了被试惩罚搭便车者的成本,结果发现虽然会减少非正式制裁机制的效率,但并不会影响被试选择这一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筵罗俊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2日第5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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