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平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8年10月号总第一○九期

  中国农民在遭遇不公正的侵犯和不公平的剥夺时,往往选择告官和上访作为赎回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当前中国社会随著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因征地和农 民负担等原因,农民维权上访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有研究指出,中国农民的上访和社会冲突事件逐年增多,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1

  面对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问题,西方社会学的冲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的切入点,但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的限制,以致西方 既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的过程。本文以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事件中的一个案例,分析农民抗争中的德性诉求,发现农民无论把村政腐败归咎于个 别村干部,还是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都共同体现了一种德性正义的诉求目标。这种德性诉求内在的正义观遮蔽了农民对村政腐败体制性的认 识,由此进一步解释了农民抗争一般总是历经激愤上访─庇护陷阱─治理荒废的原因。这就为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的集体行动建立了一种新的德性论的解释模式。

  笔者调查的郭村,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由于该村村委会的贪污腐败,2003年村民开始集体上访,事后村 支书被罢免,由原来的村长兼任支书,但村政腐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2006年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以后,新村长受到原村委会人员的威吓,主动辞职。笔者 进行调查的时候,该村正处于村政瘫痪状态。在对有关村民进行个案访谈的基础上,笔者在调查中还收集了该村村民上访和抗争过程中的一些实物资料,诸如《群众 呼声》、《审计报告》、各类小字报等。

一 抗争与庇护:相关文献回顾

  在解释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理论中,无论马克思、科塞(Lewis Coser)、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等人的社会冲突论,还是布劳(Peter M. Blau)的交换冲突论,都将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不平等交换产生的被剥夺感、不公正感作为集体行动发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了一个 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随著被统治阶级被剥夺的感觉不断增强,其针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将集体性地组织起来2。布劳认为,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中,愈是集体性地经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其被剥夺的意识愈强烈,消解不平等的冲突性集体行动愈有可能发生。在他看来,不平等交换、集体性的被剥夺感、共同意识、团结感等等,都是推动集体行动的主要动力来源3

  在郭村,以原任支书为首的一伙人侵占集体资源的腐败行为伤害了村民内心的公平和公正意识,村民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最初的上访材料《群众呼声》就是村民团结起来集体行动的纲领表达。

  郭村村民的「群众呼声」呈现了当前形势下中国农民怎样的一种反抗形态,值得探讨。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对东南亚农民的研究中,总结出农民的「日常抵抗」这一形式。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 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4在 解释中国农民以上访为特征的抗争活动时,李连江和于建嵘先后提出「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两种解释框架。「依法抗争」就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抗争 者以上级为诉求对象,而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他们认定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主要以上访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以对抗基层干部的「贪赃枉法」行为5。 这延续了传统中国人思想中的反贪官思维。呼唤「青天」、期待清官是抗争者全部的思想武器,这也是日后在郭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上访者抗争 的内在逻辑。不同于「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法律为抗争武器,有明确的组织性,开始时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 体,而不再倾向于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6

  在郭村发生的一系列上访事件,即使从最初的「群众呼声」来看,基本上还是属于「依法抗争」的范围。郭村的农民抗争没有甚么特别之处,总是愤怒地开始,无奈地结束7,自发的上访农民缺少在与国家抗争过程中的「问题化」策略8。 《群众呼声》虽然列举了郭支书的很多恶法劣政,但其行为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面前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抗争者显然没有仔细推敲和研究过。「问题化」策略需 要农民抗争者掌握一定的法律和政策知识,所以,上访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访者对「问题化」策略和技术的运用。但就郭村案例来看,农民的抗争很多时 是现场化的,村民非但没有被组织起来,还在地方政府的「摆平」下被分化瓦解了9

  在郭村的调查还触及到村政运作中传统庇护网络的一些方面。在郭村,这种庇护关系网络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郭支书一伙,作为资源的垄断群体,根据亲疏远近对干部与村民的合作与不合作进行奖励和惩罚。这也印证了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又译华尔德)的研究,即干部与群众之间庇护关系网得以形成,取决于权力对资源的完全占有10。在这里,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个人控制,以及高度集中的分配体制,是庇护主义政治的温。

  其次,这种利益集团的形成需要有外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这就需要血缘、地缘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介入,以形成一个外在的庇护机制。杜赞 奇(Prasenjit Duara)以「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时,将庇护体系包括进诸如人际关系网、血缘关系、市场、宗族、宗教等非正式相互关联网和各 种相互交错的等级组织之中,构成乡村社会权力运作的基础。在他看来,村领袖权威的取得主要依靠宗族关系和庇护体系,尤其对赢利型经纪而言,这种庇护体系更 显突出,是赢利型经纪横行乡里的主要支持11。这一类赢利型经纪最终导致与村民对立的局面,引发村政治理危机。

  郭村村民就郭支书的腐败问题上访以后,县政府派出了审计工作组进入郭村,半年以后作出了一份《关于郭村1994-2002年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报告》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工作」的庇护姿态。工作组似乎不愿过多干预郭村的内部政务,对于出现的村政腐败问题也只是将其 归咎为「制度不健全」、「责任心不强」、「素质低」、「决策不民主」。最后反而安抚村委会「应痛定思痛,吸取教训,要有信心,不气馁。加强遵纪守法意识和 为民负责意识」。这种庇护性的处理结果,表面上给了村民一个交代,试图平息村民们的怨气,内里则达成了某种程度的权力平衡,目的在于维持村庄现有局面的稳 定。

  实际上,上访与庇护的互动嵌入作为中国道德政治(如体现在国家法意识中的「青天正义」)的权力运作方式,是传统中国国家控制的一个方面,在西方现有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理论的视野里并不能得到全面的解释。如何更好地以本土文化资源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本文面临的挑战。

……

注释
1     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页39-55。
2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272-84。
3     布劳(Peter M. Blau) 著,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页262-69。
4     斯科特(James C. Scott) 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1、322。
5     李连江、欧博文(Kevin J. O’Brien):〈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页70-141。
6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页49-55。
7     农民上访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都没有甚么处理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只占总体的2%。可见农民抗争很难通过上访达成其目标。赵凌:〈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8     在应星等人看来,「问题化」主要是指抗争精英将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基层的决策和行为,并根据农民的生活状况提出抗争目标的过程。这是抗争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应星、景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1辑,页80。
9     集体行动的理性主义视角进一步注意到社会动员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集体行动所需共同意识的形成需要动员,集体行动所需的资源和成员需要动员。动员不仅需要成本,还需要相应的组织资源。郭村村民因为经历不公正感产生不满和怨恨情绪,从而发出「群众的呼声」,从集体行动的视角来观察郭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笔者发现因为精英力量的薄弱、自发的组织资源的缺乏,导致村民的集体行动不能在社会动员力量下保持持续,反而不断地被分化瓦解,最终使农民的抗争目标难以实现。
10     华尔德(Andrew G. Walder)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页127。
11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1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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