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由异化向异化劳动的转折,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手稿,他批判的矛头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运用异化概念,得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概念。

关键词: 马克思;异化

作者:宋杰,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 期

 

《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旅居巴黎 时期的著作手稿。这时他的研究开始超出纯粹哲学思辨或宗教批判,转而关注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关注在社会底层经济基础领域发生的事情,关注无产阶级的地 位、状况与历史命运,研究所有这些重要因素在人类争取自由与解放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在此基础上,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荒谬和不合理,揭示异化现象产 生、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规律,全面阐述包括自由观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原则。其重要成果就是著名的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手稿至 20世纪20年代才初次发表,而且被当作《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现有独立的价值,而且意义非同一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 基本原则就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全面阐述的,而且,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也是在这部著作中表述的,因此,该手稿备受人们关注。

  异化概念是近代欧洲哲学的概念,在霍布斯那里, 人亲手创造出来的利维坦怪兽(国家权力)独立于人,并转过来支配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指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和客观对象,外化物与它所有以外化的东西即 理念漠不相关,它没认识到它骨子里头就是理念,就是精神,一旦认识到了也就扬弃了异化,回复到自身。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评黑格尔 的异化是虚假的东西。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主要指宗教异化、人本质的异化。他认为,宗教中的神乃人所造,人把自己的一切长处都集中到一个偶像上,以为它全 知全能全善,并对此顶礼膜拜。

  其实这个偶像是人自己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观显然受到前人、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但马克思异化观的内容与视野要广阔得多,也深刻得多。

  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这一过程。早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已经谈到了自然和自然现象的异化,他认为:“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1]《马 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使用了异化概念。这时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是用来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念。因为在他看来,正是黑格尔 的国家和法的理念才从哲学上把握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实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由异化向异化劳动的转折,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 一部手稿,他批判的矛头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运用异化概念,得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概念。还原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发展进程来看,异化劳动理论有三个理论来源:[13]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构成这一时期的哲学前提;[14]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批判;[15]在理论内核上恰恰是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中劳动异化(对象化)理论的深层领悟。

  以此为基本构架,马克思建构出系统的异化劳动学说,实现了从政治异化到经济异化的逻辑分析递伸也第一次力图对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文化到经济的全面批判,为无产阶级解放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2]39这是异化劳动逻辑全面展开的开始。

  马克思在展开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3]40。这个事实说明私有财产必然地以劳动的对立而不提及这些。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观点分析了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关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马克思按四个步骤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分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4]41。劳动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不依赖生产者的独立力量同劳动对立。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是最直接、最容易接触到的事实,马克思首先揭示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是最符合人们通常看事物的习惯的。

  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的 对象化。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 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灌注 到对象中去,因此这个生命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劳动者活动越多便越空虚。他的劳动产品是什么,他就不是什么。因此,这个产品越大他本身越小。劳动者把 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 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 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 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劳动者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5]42。 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同土地、资本的分离,把劳动者成为商品当作非常自然的事情。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同自己的 对象之间的分离对立绝不是正常的现象,而是来自劳动本身本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从劳动者同自己的产品的异化这一直接的异化现象入手,进一步揭示劳动本质 的异化,这样,就从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进到了第二个规定。

  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6]43。 马克思指出,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生产行为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 自己异化出去了。异化劳动首先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然后才发生在产品的分配中,产品的异化不过是生产者主体行为本身异化的结果,而劳动本身的异化是主题活动 的异化,是更深一层的异化。

  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自己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他只是 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其次,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这种 劳动对劳动者说来是一种自我折磨、自我牺牲。最后,劳动的外在性表现为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一如宗教活动中人的幻想、人心灵的自我活动不以 个人为转移地作用于个人,劳动者的活动也属于别人,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结果,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 为动物的东西”[7]44

  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 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 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 式的类的生活的目的。”[8]46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活动不单纯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同时也是类的生活,因为它是创造生命的活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46, 自由在于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和生活自觉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于人的对象化活动。“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 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8]46。“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9]47

  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9]47。 同样,人的劳动产品、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是人的对象化的类本质,即人化的自然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 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化也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制自己,而且 能动地、现实地实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异化劳动则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使人的这种生命的表现畸变为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同时,异化劳动也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把人对动物的所有的优点变成了缺点。这两者与人相异化,成为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

  四、人与人相异化

  上述三种异化产生第四种异化:人与人的异化或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9]47。 由于人与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结果必然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 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0]48

  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 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如果说人同他的劳动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是因为有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 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说自己本身的活动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活动,那是因为人自己本身的活动是替别人服务的,受别人支配的,在别人强 迫和压制下进行的。因此,人的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通过他自己本身和自然同有别于他的其他人所发生的那个关系表现出来。“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 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1]49这 里,马克思实际上已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生产关系的内容,不过还不是全部。马克思认为这些仅是劳动者的方面。另外,可以从非劳动者方面考察这一关 系。从这个角度看,异化劳动产生出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甚至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同此劳动的关系,即产生出资本家同此劳动的关系,产生出私有财产。因此可以说, 私有财产是外化了的劳动,即劳动者同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归宿。同时,它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马克思开始 深入到私有财产或私有制那里去理解异化现象产生之谜,虽然他同时也认为同私有制相比异化劳动是更为根本的东西私有制产生于异化劳动,他没认识到他以之为出 发点的异化劳动已经是复杂而具体的现象形态,已经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要真正揭示异化现象之谜,还必须深入到 更深层的机制中,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了解这个机制产生、发展、运动到演变的规律,从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方向。

  总之,人类主体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物质 世界,他也在这个世界中丧失了自己本来应该具有彼岸)的一切主体本质。人类主体应该具有的权利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物)的一种支配权利;人失去了自己,却让 自己的创造物——资本获得了生命。所以,正是异化劳动才创造了敌视自己的对象——私有财产。

  马克思早期异化论通过对异化劳动发展规律的分 析,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了克服异化的历史途径。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逐步学会认识和改造客观世 界,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使自己的自然本质不断升华和高尚起来,各种主体能力得到丰富和发展。而自然界在人的劳动过程中,也就逐步成为“人化 的自然界”,为人的目的服务,成为人的生命表现,即自由自觉活动的对象。所以,人类的发展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积 极方面,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的消极方面,就是劳动异化。它压抑了人的能力和各种感觉的全面发展,使人不能 超脱对自然的狭隘的实用态度。而劳动创造人的过程是在异化形式下实现的。人类正是在各种异化形式下,丰富着同客观世界的多种多样的实践关系。由此可见,异 化劳动的克服,人和自然的矛盾统一,不是靠神秘的上帝的力量也不是靠从意识中抛弃这种对立,而是靠劳动、靠人类的伟大实践。

  在谈到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问题 时,马克思认为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把扬弃异化归结为一种认识活动,不能只着眼于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而是要改变事物本身。要达到这一点当然必须通过实 践的途径。他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2]140不仅如此就是理论问题本身的解决,也离不开实践。“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12]127理论上的对立,无非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对立的反映。只有通过实践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对立,才能最终解决理论上的对立。因此,扬弃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克服理论的对立和异化,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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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杨建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兼论实践、生产和劳动概念的关系[J].人文杂志,2006( 3) : 6.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伊壁鸠鲁哲学笔记七,西塞罗第19章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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