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全荣

摘要:在当代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学者宣称当代人们的异化已经由生产领域扩散到消费领域,甚至是整个日常生活领域。于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异化理论就被打上了“过时”的印记。然而事实上,劳动异化并没有得到扬弃,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异化仍然存在。生产与消费本是经济发展当中一对不可分割的因素,消费异化不是劳动异化的否定,也不是劳动异化的补偿,他们内在统一于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方式,要扬弃消费异化,必须将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起来,扬弃异化劳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的周围随处充斥着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于即将购买的消费对象,人们逐渐有了更多的选择。在生产绝对过剩的社会,消费对于人、社会以及自然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学者们在探讨消费异化的同时,劳动异化却逐渐退隐,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消费异化已经取代了劳动异化,或是否定了劳动异化。这实质上是错误的观念。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异化的思维模式更是马克思始终使用的批判现实的逻辑工具。对劳动异化的否定必定会单方面从消费领域内追求消除异化的途径,这最终只会成为乌托邦。事实上,尽管工人的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本质上仍然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工人生产的越多越是受产品奴役的事实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劳动异化依然存在。而消费异化与劳动异化有着相同的内涵底蕴,他们内在统一于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将生产、消费有机结合起来,改变仅仅追求利润的生产模式,同时,加强对于消费异化的催化剂——广告传媒行业的监管,才有可能消除消费异化。这对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如何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作用具有非常大的警醒意义。

一、消费异化的出场

在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的当代,生产方式也发生着改变。福特制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福特主义使生产进入标准化、流水线性质的新阶段,大批量、大规模生产使得物品极大丰富,构成了物品的绝对过剩。物品如山堆积的同时,却出现了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的脱节促生了后福特制。面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需求,从而生产不同物品的生产模式取代了极少考虑目标群体需求的生产本位的大批量工业生产。鲍德里亚摘自《世界报》的论述说明了德国著名汽车制造厂商奔驰(Benz)充分个性化生产的制造特点:“从皮革的颜色、装饰及车身颜色直到轮罩,梅塞德兹的标准款式或可选款式向人们提供了一千零一种便利。……根据您的欲望,梅塞德兹—奔驰提供了76种不同的喷漆和697种内部装饰款式供您挑选……”[1]马克思曾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2]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交换、消费都会表现出崭新的形式。较之以往,当代大众的消费出现了消费目的多元化、消费对象意义性凸显的特点。

在生产高度发达的当代,大众的消费目的不再是简单地为了获得某物的功能性“使用价值”,而是有了其他因素的考虑。消费动机逐渐多元化表明单纯为了满足使用上的需要已越来越少,消费更多带有别的方面的考量。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关注物品使用价值之外的因素,人们之所以会购买某个物品,很有可能不是因为物品的功能性价值,而可能是因为物品的颜色、格调、款式、甚至是对于品牌的喜爱。如凡勃伦认为消费不仅仅出于物的功能性的原因,也带有着“金钱竞赛”的性质,上等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并不是为了获得物品的使用功能,而是为了向他者展示自己的财富。此外,大众的消费动机也有可能是为了满足“自由”和“肯定”,“今天的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他对消费如饥似渴。因为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因为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或享受买来的消费物品,所以购买和消费的行为成了强迫性的和非理性的目的。”[3]简而言之,在消费作用越来越大的时代,消费者的消费目的逐渐多元化,或是为了他人的认同,或是个人的兴趣,甚至是非理性的因素。

此外,消费成为意义性的消费,“物”具有一些外在的意义。如鲍德里亚所说,“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4]例如国旗因为自身图案的符号象征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当赵薇穿上类似日本国旗图案的衣服时就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再例如婚戒、玫瑰花象征着爱情,于是婚礼里必不可少地会出现它们的身影,然而事实上婚戒、玫瑰花的使用价值与爱情风马牛不相及。在生产高度发达的时代,商品生产厂商与传媒联合生产着不同的意义——要时尚选动感地带,要激情喝雪碧,要自信“信凤姐”,要健康请选择脑白金,要飞舞的感觉请选白沙牌香烟……,这些不胜枚举的广告在默默地告诉大众,我们提供生产的商品是能满足您的“需求”的,您的存在离不开这些商品!事实上,这些广告本质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同意反复的强调着商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与这样的“据说坚持连续个月喝某某牌牛奶能长命百岁”的调侃广告如出一辙。

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模式大批量生产出物品后,为了将这些物品销售出去,只能通过生产大众需求以及刺激大众消费欲望的方式,人们的需求被资本家、社会控制而生产出来,从而导致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真实需求和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费原初是人们生存、发展的手段,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却成为奴役人、控制社会发展的手段。这样的消费使人更受消费对象的支配,同时人异化于他人、人自身,并且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然而这种自由本质上却是虚伪的自由,人们满足于占有一个从不去使用的物体,消费者与贪婪的消费机器无异。此即消费异化。消费异化具体表现为:

1.人与消费对象的异化

消费对象是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本应是满足人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却作为异己的独立于人的存在,奴役统治着人。在消费对象层面,消费本是满足的一定需求的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消费,在生产绝对过剩的时代,“物”被“人”烙上了属人的印记,意义性消费取代了功能性消费。正是通过“人”的外在强加,“物”才具有了除却使用功能之外的符号意义。比如脑白金代表着健康(尽管它可能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钻戒则代表着永恒的爱情;纪念票只是个印上各种符号的纸张,然而它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纸的意义;在国内,“8”代表“发”,不少人以车牌、手机号码中含有多个8而倍感骄傲。这些意义性的消费是以物背后所含的意义为取向,物的功能往往退居消费幕后。物的这些意义成为人消费的中介,造成了人对于物的功能的漠视,从而导致人受物的各种意义所控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实则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掩盖,此即人同消费对象相异化。

2.人同消费过程的异化

对于消费主体来说,消费本是肯定自己、自主自由的选择性过程,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消费中的“肯定自己”实则是肯定消费对象,“自由的选择”实则是在资本给定的范围内的受控制的消费过程。列斐伏尔称当代社会为“消费受控的官僚社会”,人们在消费中被“蒙蔽”,被消费意识形态所控制。鲍德里亚同样认为我们是处于“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环境之下,需求能够被生产出来,意识形态编织的象征意义符码体系实施社会控制,消费自由也就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消费自由实质上是“伪自由”,人越是通过消费完成自我认同,消费对象对于消费主体的僭越统治越使人在消费中沦为“物”,人也就越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出去,从而就越离自己的本质越远。

3.人与人异化

人同消费过程的异化实质上与“人与人异化”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在消费社会,人的消费是追求差异的意义消费,差异是指突出自身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这样,消费就联系着人与人,将人与人“分类”。更为重要的是,消费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中介,消费构成了一个交流体系,人根据体系消费,消费对象控制着每个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商品拜物教的形式。

4.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异化消费必然带来自然危害,消费原本只是人生存、发展的手段,现在却成为人们满足无尽欲望的工具。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过度生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家必然会极力大规模批量生产,大规模生产的前提就是刺激、生产出大众的需求,从而保障生产出的物品能够被消费掉,受控的消费于是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一切都笼罩在资本的统摄之下,这必然导致自然生态资源的枯竭。

二、消费异化与劳动异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劳动异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他指出了异化的四个方面:即工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同劳动过程异化,以及人同人的类本质异化,人与人异化。工人的劳动本应是自由的劳动,本应是肯定自己,可是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却变成“异己的存在物”反过来统治、奴役着自身。在生产力、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代,劳动异化却渐渐被人们遗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讨论消费异化,消费领域内的异化问题凸现的同时,学者们对于劳动异化的探讨逐渐式微,对于劳动异化,除了认为异化劳动导致异化消费之外,还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消费异化已经取代了劳动异化,“在意识形态的生成与替换的过程中,人自我异化的意识被抑制,或是平息,新的异化取代了旧有异化。”[5]列斐伏尔这里所说的新的异化,就是消费异化,而旧有异化也即劳动异化。晚期的鲍德里亚更是彻底与生产决裂,在他正式背弃马克思的《生产之镜》著作伊始,他指出“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6]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者偏离了马克思原来的批判路径,尽管自动化高科技水平的机械、电子设备广泛投入使用,但工人仍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仍然不是自由自觉地劳动,工人劳动的越多,他越是受制于劳动产品的事实也没有改变,私有财产依旧没有改变,劳动异化必然存在。

消费异化既不是劳动异化的否定,也不是劳动异化的“补偿”,消费异化与劳动异化有着几乎相同的表现形式,工人生产越多的产品,他们就越受劳动、消费的奴役;在劳动中感到不自由、否定自己,在消费过程中的“自由”、“肯定”实质上是“伪自由”、“肯定资本逻辑统治的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使人沉溺于享受、贪欲当中,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渐行渐远。实质上生产与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消费与生产的不可分割:“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如今看来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生产在一开始,就以消费为取向,生产不再是绝对支配消费,而是与消费融合为一体。正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促进着社会发展。生产与消费的密不可分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劳动异化与消费异化共存。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异化表现为生产、劳动的对象化,而消费领域内的消费异化表现为消耗、对象占有、使用的异化,劳动与消费都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环。资本逻辑对于生产、消费的统治使民众毫无藏身之处,私有制下,在劳动中的不由自、否定自己必然伴随着消费中的同样命运,因为资本的支配方式如出一辙。

三、消费异化的根源

有学者认为消费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工人在劳动中的不自由、单调乏味的不幸福使得他们是能去消费领域寻找自由。“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7]消费成为了劳动者的避难所,工人在生产领域内的不自由与否定自己,在消费领域内得到释放与缓解,他们可以拿着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来“自由”购买需要(想要)的商品,以此来得到“补偿”。“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8]

然而,本•阿格尔的劳动异化“补偿”说认为因为人在劳动中的不自由、痛苦从而引致消费异化,也即“自由”、“肯定”作为观念领域内的元素导致消费异化,这种唯心主义式的解释隐蔽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奴役,淡化了资本对于大众的作用。事实上,消费异化与劳动异化有密切联系,但却不是消费异化的直接根源。消费异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经济利润,资本逻辑入侵消费领域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由传统的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变,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手段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高科技的机械、电子自动化技术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资本家也不再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言,“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9]也即,控制着物质生产方式的阶级同时支配着精神领域内的生产,资本家一方面进行着批量的物质生产,另一方面也从事精神生产。为了让大众购买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家通过各种途径宣扬新产品的种种好处,或是在电影中树立成功人生的模型,成功人士该拥有保时捷、别墅、佣人、直升机、新潮服装、装饰、摆设等物品,潜移默化中通过各种传媒生产物的意义,勾引大众的欲望,通过消费控制大众。阿多诺称传媒利用“文化工业”统治奴役着大众,文化工业生产出了千篇一律同时轻松休闲娱乐大众的物质产品以及文化产品,这个过程是个“合谋”的过程,大众已经丧失了消费批判性,只能逻辑性的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布尔迪厄认为大众处于传媒象征暴力的影响之中而不自觉,“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承受。”[10]简言之,大众在传媒面前,仅是受众,这是这种“合谋”使受众沉溺在“自由”的消费享受当中。文化工业支配着人们的闲暇时间,大量的轻松搞笑、娱乐电影、通俗小说使大众逐渐忘却了批判,习惯了消费带来的享受与安逸,由此资本家们以这种隐蔽的形式统治着大众,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成了统治阶级的同谋。“文化产业不断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即便是一种虚假的幻觉,受到愚弄的大众也乐于接受这种愚弄,他们陶醉于这些虚假的文化工业产品当中,忘记了对于社会的批判,沦为麻木的单向度的受众。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兜售形式欺骗、愚弄、控制着大众。

四、扬弃消费异化的途径

消费异化作为资本逻辑的产物,要扬弃消费异化,必须改变只见资本不见人的生产方式,将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视角,以经济批判为基础,改变生产方式,这只能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才能达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生产的支配因素,要改变这个现象“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如果仅仅只是立足于从消费,割裂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来扬弃消费异化,必定会走上乌托邦的道路。如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对于大众的统治前景很悲观,他没有找到消解异化的现实因素,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他的否定辩证法否定了所有的现存事物,但却只有艺术才符合否定辩证法的特性。“在充满晦涩的恐怖和苦难时代,相信艺术可能是唯一可以接近真理的思想是很明智的。随着现代世界逐渐变得黑暗,艺术的非理性正变为理性,特别是在艺术晦涩难懂的时候。”列斐伏尔则认为要消解这种日常生活异化,必须进行日常生活批判,建构合理、理想的日常生活,从扬弃自我异化开始,克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形成“总体的人”。但是他认为只能克服异化的形式,异化本身永远也无法被克服。尽管列斐伏尔深刻揭示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异化形式,然而他却曲解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没有认识到扬弃这种异化需要进行现实中的经济、政治革命,所以他只是诊断出了资本主义的新病,却没有开出一剂良方。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的结果是消费成为绝对的神话,只有死亡才能摆脱符号逻辑的统治。符号毕竟也是资本的产物,对于生产的遗忘,或者说是不以生产为出发点的批判注定是空中楼阁;而与此同时,生产在一开始就渗透着资本的色彩,就烙上了消费的印记,因此只有将生产、消费结合起来,全面综合改变社会生产方式以及消费方式,才可能扬弃消费异化,才有可能使异化的劳动转变成为自由自觉地劳动,同时使异化的消费转变成为良性的、健康的消费。这就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有效适当限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社会生产方式。

对于中国来说,消费异化有着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发达程度我国尽管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消费问题仍然存在。奢侈性消费、盲目消费、铺张浪费、符号消费现象也大量存在,过度生产、生产不以民生为取向、符号生产也不乏其例。对于消费异化的研究能够对于规避不合理的消费提供理论支持。其一,提高民众物质消费、文化消费批判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大众来说,对日常消费进行反思批判是规避不合理消费、过度消费的必要条件。其二,重视传媒广告的作用,加强行业监管。资本统治大众的手段是传媒,资本家通过传媒大肆宣传工业化批量生产出来的物品,以炫目的色彩、动听的音符、迷人的情景吸引大众的眼球,刺激大众的感官,从而生产出大众的需求。因此,对于传媒的监管成为重中之重。其三,生产当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存、发展为本,警惕符号对于人的统治。消费本是为了满足生存、发展需求,生产本应是提供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精神资料,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消费、生产目的的遗忘必定会走上奴役之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都会生产成千上万种最新精神、物质产品,电影、电视剧、小说、手机、电脑、时尚服装、首饰等让消费者眼花缭乱,然而真正发人深省、追寻人生意义的经典作品却少之又少。

这些堆积起来的物与符号无异,而人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因此我们应该警惕种种消费异化所带来的危害,将人从物与人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1][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5]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1971,P56。

[6]鲍德里亚。生产之镜[M]。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7][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乌有之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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