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广怀,来源:城边村网站

2014 年即将成为过去,对于中国的劳资关系而言,无论是工人谋求集体权利的不屈努力,还是跨阶级团结网络的形成,抑或地方政府处理劳资冲突的手法,都引 起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论。这些争论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工人的诉求是理性的么?社会力量的参与值得鼓励么?地方政府控制和安抚的“两手”是可以持续的 么?可以说,对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着中国劳资关系的基本走向,也彰显了政府的施政方针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工人诉求:非理性还是理性

2014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鞋厂工人到环卫工人,工人在此起彼伏的集体行动中提出了各种诉求。有些直接要求劳动法律法规的落实,如要求企业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有些则在法定标准之上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福利。流行的观点认为,工人的诉求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理性的。

从 内容来看,在规避法律绕过规则成为社会普遍实践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成为守法模范是不现实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守法的企业在市场竞争被淘汰。至于高于法律的 诉求,则直接抬高中国劳动力的成本,造成核心竞争力的下降。从形式来看,工人采取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更是不理性的。一方面,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处理劳资争 议处理的机制,工人应该诉诸法律维权;另一方面,集体行动具有社会破坏性,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更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还会成为敌对势力攻击执政党 的借口。表面而言,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可它却经不起细致推敲。

首先,工人主张法定的劳动权利恰恰体现了他们作为工业公民的理性成熟。试 想,如果工人将劳动法规定的权利视为废纸一张,如果他们更多运用非正式手段乃至帮会力量来威胁管理者,依法治国还有可能在工作场所实现么?工人把自己的法 定权利当真,既是对自己负责的理性态度,也体现了对现有制度体系的基本信任,还推动了现有劳动法律法规的真正执行。其次,工人向资方提出的高于法律规定的 工资和福利诉求大多是合理的。法律毕竟只确定了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不可逾越的底线,而追求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则是每个人的理性诉求。工人没有向企业要求提 供子女教育和廉租房、公租房等公共福利,也没有要求和高层管理者达到一样的工资水平,更没有要求企业向他们保证“铁饭碗”。工人所要求的,无非是更合理的 工资和福利水平,无非是突破资方单方决定工资和福利的不合理框架。第三,工人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同样是理性的。一方面,现行的劳资争议处理制度并没有 解决维权成本高和消耗时间长等根本问题。近年来,众多的尘肺病工人用生命和法律程序赛跑就充分暴露了法律维权的困局。另一方面,在资强劳弱的总体格局下, 集体行动已经成为工人可能让资方让步的唯一手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今年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来看,无论是选举代表、凝聚诉求,还是授权谈判、平等对话, 工人和工人代表都初步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克制和耐心。

社会力量的参与:打击还是鼓励

跨阶级团结网络的形成是2014 年劳资关系的一大特点,社会力量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到劳资关系之中。在工人选举代表的会场,我们看到了劳工团体的身影;在工人集体抗争的现场,我 们看到了莘莘学子送水传递的社会关怀;在集体谈判的前夜,我们看到了劳工律师谆谆善诱的教导。一个由劳工团体、大学生、劳工律师、记者、学者等组成的跨阶 级的关注工人的网络悄然成形,但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有的地方政府和总工会认为,劳工团体、律师和学者在工人集体行动中故意煽动、不 断挑起事端,必须进行严厉打击。有的大学生认为,劳资纠纷应循法律途径解决,大学生参与工人集体维权只会阻碍司法进程,同时还存在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和 机构利用的可能。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看待社会力量的参与呢?

首先,社会力量介入劳资关系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常态。近年来,从《劳动合 同法》的出台到广东省对企业集体合同条例的修订,资本都已经运用媒体、律师、学者、商会等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干预。今年4月15号,香港六大商会致函香港特 首和13个相关政府部门,对《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的出台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基于追求利润的立场借助社会力量影响社会共识 和政府决策是合理的话,那么劳工团体和大学生等社会力量介入工人的集体行动就不应当视为洪水猛兽。事实上,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合流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情形下,国家已经毫不犹豫地站在资本一边,而社会力量的介入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劳资关系再平衡的作 用。诚如声援环卫工集体行动的陆凉同学所言,“天然劣势的工人如果没有自身的团结斗争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助,避免不了被无良企业欺凌。这就是工人维权的 意义!这就是大学生协助他们的意义”。著名劳工学者GaySeidman将这种现象总结为“社会运动工联主义”。她认为,正是工人阶级和社区群体的频繁互 动和相互支持,才使得工人阶级真正能够在国家发展中受益。

其次,社会力量介入劳资关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多年以来,“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构成了我们“血浓于水”的民族记忆和实践。每当面对巨大的自然灾难,捐款捐物、赈灾义演、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力量救灾的保留节目。如果我们承 认,社会力量介入天灾救援是值得鼓励的话,那么,社会力量纠正人祸造成的悲剧同样值得鼓励。我们总不能说,社会力量介入自然灾难是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体 现,而社会力量消除社会苦难的努力则破坏了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丢了泱泱中华的面子。目前,近2.7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长期以来,制 度的分割隔离、资本的冷酷蛮横加上官员的傲慢推诿,农民工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苦难。他们或颠沛流离,根据“户籍限制开放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 社会管理和服务研究”课题组今年的调查数据估计,全国有1155-1680万人居住在工棚、车库、地下室和集装箱里;他们或骨肉分离,“农民工权益保护理 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2010年的调查发现,珠三角近六成农民工子女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前得不到父母的照顾,长三角和珠三角各有四成左右的农民工孩子在哺 乳期没有得到母亲照看;他们或权利落空,笔者对2006-2010年间三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现行劳动法律法规无法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 的劳动权利,违法已经被塑造为常态和长期趋势。面对这样的社会苦难,面对工人自我救赎式的集体行动,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是中华民族悲天悯人、推己及人、友 善互助的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

再次,社会力量介入有助于防止劳资关系的过度激进化。近年来,跳楼自戕、刺杀高管、毁坏财物,乃至自焚、堵 路、骚乱都已经成为部分工人抗争的选项。工人选择如此极端的形式在于他们既看不到抗争成功的希望,也失去了对既有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和耐心。我至今记 得多年前参加工人聚会活动时一位工友说的话,“我来不是相信你们能帮我,而是我口袋里只有20块钱,即使被骗也只有那么多”。必须承认,在工人抗争越来越 呈现出过度激进化趋势的情况下,在信任体系和人性温情逐渐崩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力量的介入让工人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温暖。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虽然被 资本家视为用后即可丢弃的劳动力,但他们不是社会的弃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守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介入还促使工人的诉求表达更 趋理性。例如,劳工团体会促进工人运用签名授权、工人大会、代表选举、授权谈判等组织化技术,从而将纷繁复杂的多样化诉求凝聚成可操作的理性诉求。劳工律 师会劝阻工人堵路或者打砸设备的过激行为,告诉他们可以采用静坐停工或者消极怠工等温和方式给资方施加压力。学生会运用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帮助工人获取关 键政策文件和维权证据,从而树立起工人的规则意识,帮助他们有理有据的谈判和维权。试想,如果大多数工人不再相信法律和政策的作用,不再相信社会团结以实 现正义的可能,只相信金钱和权力至上,只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工人的社会苦难就会演变成一场无人可逃的社会灾难。

地方政府的控制和安抚:何以持续

面 对工人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地方政府多采取了控制和安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地方政府倾向于将集体行动中的工人代表、劳工团体的工作人员、劳工律 师乃至大学生、学者等控制起来,迫使他们暂时离开集体行动的现场,具体形式包括劝离、威胁、拘押等。地方政府似乎相信,只要控制了工人代表和社会力量的参 与,就基本可以化解工人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让地方总工会出面安抚工人,推动工人复工。具体做法包括,听取工人诉求,解答工人问题,组织劳资协 商等。简言之,“点面结合”是地方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典型做法,即一只手点对点地清除影响工人集体行动的关键人物和力量,这通常由公安等强力部门来完成; 另一只手安抚工人群体,促使资方向工人表态同意依法依规处理问题,这通常由地方总工会来主导。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可以达到稳定劳资关系 的预期效果。

尽管不同集体行动中工人的诉求有较大差异,但基本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比如补缴社保和要求支付离 职补偿;二是要求法定标准之上的更高工资和福利,比如约定或提高每年加薪的比例。事实上,这样的诉求都指向劳资关系的制度层面。前者要求政府完善劳动监察 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须知,今年爆发的大规模要求补缴社保的工人集体行动恰恰是在《社会保险法》没有得到有效全面执行的背景下出现的。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仅有15.7%。试想,如果这样的比例达到80%以上,今年还会出现号称是1949 年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工人集体行动么?后者则明确指向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如果企业工会干部能够如集体行动中的工人代表和劳工团体工作人员一样得到工人的 信任和支持,如果工人的集体争议权得到法律保护,很多的集体行动就会被集体谈判所替代,地方总工会也就不用如同救火队一样在不同的停工现场之间疲于奔命。

问 题是,工人的制度性诉求得到的却是政府的临时性回应。本质上,“点面结合”的处理策略是一种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能推进劳资之间利益协调机制的 形成。例如,A厂工人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在政府的干预下迫使企业足额缴纳了社保并不意味着B厂工人有同样的好运气,它可能因为工人代表被抓而失败,也可能 被地方政府导入漫长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换言之,工人集体行动的努力难以形成制度遗产。这就可能导致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工人的诉求越来越功利化和短 期化,他们关注能够马上变现的利益。例如,有些参与集体行动中的工人更多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而不是社保,因为前者离职就可以变现,后者还要等到退休;二是 地方政府会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非理性的工人集体行动,因为工人知道,既然劳资关系的制度化难以指望,唯有闹得更多闹得更大,才可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安抚。值 得欣慰的是,有的地方政府在“点面结合”之外并没有放弃推动劳资利益协调制度的努力,有的地方总工会在疲于奔命之外也没有放弃通过制度建设赢得工人真正信 任的努力。我们希望,这种努力不会局限于地方政府和地方总工会的层次。

这样的时代,或许从不缺乏先知先觉者,但可能缺乏先行者。在当代中 国的劳资关系中,敢于发动集体行动的工人是奋起抗争先行者,积极支持工人集体行动的社会力量是社会正义的先行者,努力将劳资关系制度化的地方政府是直面问 题的先行者。先行者可能注定孤独,但正如福柯所说,“某些新事物将要开启,这些新事物如同我们在地平线上瞥见的暗弱的一丝光线”,既然已经看见了黎明前的 光线,毅然前行就是先行者对于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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