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的核心是调整劳动关系。”《劳动法》颁布后,有关的权威发布中无不突出强调了这一点。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调整劳动关系、确定劳动标准的劳动“基本法”,《劳动法》从起草初衷到立法目的,无不紧紧围绕着调整劳动关系这一核心。

这当然是由劳动关系的基础性地位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劳动关系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关系的协调是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基础和保证。建立稳定、健康的劳动关系,不仅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与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

我国自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劳动关系逐渐从国家化、行政化走向企业化、契约化,但同时也因相应的法制建设没有跟上而出现种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尤其是经济发展中重资本轻劳动的倾向,导致劳动关系极度不平衡,劳动争议大幅攀升。

因此,将各方面劳动关系纳入市场运行的轨道,通过立法规范劳动关系主体的行为和权利、义务以及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维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的重任。

不过,《劳动法》也确实“不负众望”:实行统一的劳动标准和法律规范,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确认在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这些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前所未有的规定,确立了国家鼓励就业、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劳动用工体制,确定了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市场化管理原则和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为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企业提供了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劳动法》一颁布实施,即被赞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的确立奠定法律基础”。

回眸20年来的法律实践之路,最能彰显《劳动法》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巨大能量的,莫过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这两个制度的建立推行。在“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专章中,《劳动法》不仅明确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而且对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形式、内容、期限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等,以及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等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推行劳动合同制,是我国改革劳动制度的切入口和着力点。早在1984年,我国就在河南、河北、黑龙江等地试点,对新招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国务院出台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在各地所有国营企业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至《劳动法》出台前夕,全国劳动合同制职工已达3500多万人。《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劳动者和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劳动关系真正走向契约化,为劳动力市场注入无限活力。

而关于集体合同,《劳动法》尽管只作了原则规定,但明确了“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等等,从而确立了集体合同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签订个人劳动合同的依据的法律地位,以及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参与调整劳动关系的职权、手段和作用,推动了劳动关系的公平公正。

采访中,有关专家和法律界人士每谈及此,无不表示:《劳动法》确立了以法定标准与契约自由为基本手段的调整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机制,为劳动关系的规范有序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和支撑,可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压器”。即便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其立法宗旨还是基本制度的设计依然不滞后。

显然,在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切实按照《劳动法》精神,以市场的、法治的手段来解决劳动关系矛盾,仍为当务之急、必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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