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在第二百七十六条增加了关于恶意欠薪罪的规定,作为该条之一。本文从该条款出发,陈述恶意欠薪入罪的背景与经过,分析其对劳动者权利保护体系的影响,考察与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的关系,并给出解决方案,以期在司法实践中,对恶意欠薪罪的理解和适用有所帮助。

【关键词】恶意欠薪罪 劳动监察 劳动仲裁 民事诉讼 关系

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侵犯,严重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恶意欠薪罪,作为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这一规定完善了我国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使对恶意拖欠劳动者报酬行为的打击上升到刑法层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劳动者权利保护体系。恶意欠薪入罪后,我国劳动者权利救济的途径扩展到劳动监察、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程序。如何处理这四者的关系成为实践操作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一、恶意欠薪入罪带来的影响

四种救济途径中只有劳动争议仲裁和民事诉讼是直接的权利救济途径。劳动监察和刑事司法的直接任务是追究违法用工单位和个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同时通过责令支付等方式维护劳动者的权利。仲裁和诉讼程序较为繁琐、期限较长,对于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少相关法律知识的劳动者一方来说,成本较高。而裁决、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比较普遍,很多劳动者不愿意选择这两种途径。劳动监察追究违法用工者的行政责任,其处理权限和力度有限,威慑力不足。恶意欠薪入罪,劳动者更愿意求助于公安机关,以期在维护自身的权利的同时追究违法用工者的责任。劳动者对刑事司法程序的青睐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影响:

(一)恶意欠薪入罪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体系的混乱

可能会使得监察、仲裁和诉讼越来越受到冷落,从而成为用工主体没有受到刑事责任追究时的一种替补选择。这恰恰与程序设计的初衷相悖。刑法具有补充的、二次的、制裁的性质,只有当其他的法律制裁不足以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健康的司法救济应以行政途径和民事司法途径为主体,以刑事司法途径为后盾和补充。

(二)恶意欠薪入罪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由于刑法打击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有着最严格的标准。很多尚未上升为犯罪的违法行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得不到处理。如果这类案件大量的案件涌入公安机关,而很大一部分又被撤销或移送其他机关处理,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使老百姓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影响其公信力。

(三)恶意欠薪入罪可能使劳动者权利得不到及时的救济

由于刑事案件的办理有一定的期限,很多地方公安机关案件多、人手少,在面临大量案件积压的情况下,案件可能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同时,劳动争议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有时效限制,可能会导致部分劳动者错过仲裁或诉讼的时效,导致权力得不到救济。

二、恶意欠薪入罪与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关系

(一)恶意欠薪入罪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法规定将“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作为本罪的要件之一,既只有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并责令支付的前提下,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是劳动行政部门的内设机构,以劳动行政部门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政府有关部门”。从严格字面解释的角度来说,其向用工主体下达的指令可以理解为“责令”。因此,劳动监察程序是认定本罪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恶意欠薪入罪与劳动争议仲裁的关系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机关组织,其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担任[1],但是其裁决结果不是终局的,受法院诉讼程序监督[2].劳动行政部门对其成员有主管或监督权力,但对其裁决结果没有决定权。如果其裁决得不到执行构成恶意欠薪罪,而对裁决不服起诉到法院后却不能认定为同一罪名也是不合常理的。因此,此处的“政府有关部门”不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恶意欠薪入罪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政府有关部门是指行政机关,而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显然不属于“政府部门”。其判决和裁定得不到执行,可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作为追究本罪的前提。所以,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发现涉嫌犯罪事实都可以交给公安机关侦查。由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不同种类的法律责任,根据法理和有关规定,两种责任可以同时承担,所以在民事案件审结之后,发现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可以继续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判决履行完毕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恶意欠薪入罪的司法适用分析

由于刑法条文对恶意欠薪罪的规定比较原则,一些标准有待司法解释的明确。只有这些标准得到明确,才能够严格的界定罪与非罪,才能够有效的协调与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的关系。

(一)明确相关标准,区分罪与非罪

第一、“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间。欠薪一季度是欠薪,欠薪一年是欠薪。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十年的报道。如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随意性极大,该法将无法执行;第二、“数额较大”的标准。首先,总数多少为“数额较大”需要明确,应出台司法解释对这一数额进行规定;其次,追诉的起点按照举报人被拖欠的劳动报酬计算还是按照整个单位职工被拖欠的劳动报酬计算;第三、“严重后果”的标准。造成劳动者生活困难、身体疾病、死亡等是否为后果严重,如果属于“严重后果”,证明标准是什么;第四、明确本罪的保护对象。与用人单位形成法律上或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显然是本罪的保护对象。雇佣关系、退休返聘等不属于劳动法保护的对象是否受到刑法的保护。

只有明确了上述标准,且用工主体的行为符合所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作为刑事案件侦查起诉,追究刑事责任。不符合条件的则只能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以避免大量情节较轻的欠薪案件进入公安机关。

(二)正确掌握追究本罪的前置程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

将“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只要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理,公安机关就可以不介入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应该严格掌握这一前提条件。首先,责令支付的机关必须是行政机关,在其他行政机关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只有劳动行政部门;其次,责令行为必须是书面的,行政行为需采取书面形式。要求书面形式的目的在于,可以进行直观的判断,同时可以避免“踢皮球”的现象。以下两种情况应予特别注意:

1.劳动行政部门不作为时可直接追究恶意欠薪的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无法过问,从而使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确认行政机关的不作行为违法,或追究相关人员的渎职刑事责任都需要一定的程序,耗费一定的时间。也不利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则为避免这一现象,应作特别规定作为例外。只要劳动者向相关部门举报或投诉,且相关部门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给出答复或作出处理即可视为已经“责令支付”,可以直接追究恶意欠薪的刑事责任。

2.其他机关的支付指令不能作为定本罪的前提

由于没有法律授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无效的,而具体行政行为一般需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才可以撤销或确认无效,公安机关无权判定其效力。由于这两种程序的期限较长,尤其是行政诉讼,甚至可能面临二审甚至重审、再审。等待复议结果或判决生效再追究恶意欠薪者的刑事责任,显然对被害人不利。而不顾法律效力,认可任何行政机关的指令行为作为定罪的前提,会导致法律适用和实践操作的混乱,是不可取的。所以可行的做法是,只承认劳动行政部门的指令行为作为定罪前提。刑法条文规定的是“政府有关部门”而不是“劳动行政部门”的原因是,行政机关的名称可能会变动(明显的例子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成立),而刑法条文不可轻易修改。

四、结论

恶意欠薪入罪完善了劳动者权利保护体系,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与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的关系问题最为明显。我们应以保障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为前提,以保护劳动者权利为价值取向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考察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的关系,本文认为只有明确相关标准,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掌握“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这一前置程序,才可以妥善的解决。

【作者介绍】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检察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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