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蓝领工人阶级逐渐衰落,新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并成长为主要的职业群体与阶级群体。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当代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与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与劳动者的生产力差异趋于消失,社会贫富差距始终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在政治方面,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蓝领工会逐渐衰落,新中产阶级工会与社团组织迅速发展,劳工斗争方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新中产阶级;体力工人;贫富差距;阶级矛盾
作者简介:吴浩,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00871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蓝领(blue-collar)工人阶级不断衰落,一个主要由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公职员、销售人员构成的新的职业群体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过蓝领工人阶级,成为西方社会主要的阶级群体。西方学者通常将这个新的职业群体称为新中产阶级(the new middle class)。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崛起
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包括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两种类型(注: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大多使用职业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界定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的标准。其中,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界定最为全面与权威,几十年来一直为大多数社会学家所使用。米尔斯根据职业特点,以及私有产权的状况,将旧中产阶级界定为那些从事脑体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自主经营(self-employment)的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以及自谋职业者(self-employees),而新中产阶级主要是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资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办公职员、销售人员为代表的薪金雇员(salaried employee)。米尔斯将这些新中产阶级成员称为白领(white-collar),以区别于工厂的体力工人蓝领。Mills, C. Wright,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3. 本文中的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同样遵循了米尔斯的界定标准。)旧中产阶级大规模地出现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1〕75这些“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2〕476(注:“中间等级”在德文原版的马克思著作中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则被译作middle class,即中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旧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压缩,数量不断减少,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消失。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以及独立经营者。新中产阶级出现于19世纪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劳动力与产值的比重持续地下降,工业劳动力与产值的比重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于职员、销售人员、办事员等新中产阶级职业人员的需求。此外,随着股份制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这使得大型垄断企业对于管理人员与办公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且数量不断增长。据统计,1900年美国新中产阶级占从业人员比重为17.1%,1950年增长到36.6%〔3〕139。1900年德国新中产阶级比重为6.7%,1925年增长到10.9%〔4〕28。新中产阶级数量增长的同时,旧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减少。随着工业化与大型垄断企业的发展,以小农场主、小业主、独立经营者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压缩。1890年美国旧中产阶级的比重为37.5%,1940年下降到20.9%。德国1890年旧中产阶级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4.6%,1950年下降到22.6%。法国1900年旧中产阶级的比重为36.8%,1950年下降为34.4%〔5〕984。
虽然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初期,新中产阶级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他们并没有成长为西方社会的主要职业群体与阶级群体。从西方社会的职业结构来看,体力工人(蓝领体力工人与服务业体力工人)依然占据了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此外,旧中产阶级依然占有相当的比重。例如,1950年美国体力工人与旧中产阶级的比重分别为51.9%,18.2%,新中产阶级只有36.6%〔5〕984〔3〕39。
新中产阶级真正大规模地发展、并成长为西方社会主要的职业群体与阶级群体发生在二战结束后,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迅速减少。据统计,1970—1991年美国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减少了32.3%,1961—1981年英国减少了35.3%,1976—1989年德国减少了12.3%〔6〕27A。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的比重迅速上升,并相继在70—80年代末超过了体力工人的数量,从而成长为西方社会的主要职业群体与阶级群体。
资料来源:Manuel Castells and Yuko Aoyam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the G-7 Countries, 1920—2005, P. 27D, 27E,27F, from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brie/BRIEWP61 03/29/2008
与此同时,旧中产阶级的比重也进一步下降。1996年德国、英国、美国旧中产阶级的比重分别下降为10.6%,13.6%,8.4%。1995年法国旧中产阶级的比重也下降为11.6%。〔7〕
下面是90年代西方四国详细的职业结构统计,这表明新中产阶级确实已经成长为当代西方社会主要的职业与阶级群体。其中,体力工人包括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与服务业体力工人,前者占据了体力工人的绝大多数。
资料来源:Manuel Castells and Yuko Aoyam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the G-7 Countries, 1920—2005, P. 27D, 27E,27F, from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brie/BRIEWP61 03/29/2008
二、 新中产阶级崛起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新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的崛起,从根本上而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迁的结果。这是新中产阶级兴起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经理革命”的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渗透,这些因素也都对新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二战后西方社会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迁
二战结束后,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各国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新的生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使得在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内,如何更为有效地组织劳动生产,合理地调配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以及如何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这些涉及生产管理与技术改造的脑力劳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而为从事这些脑力劳动的劳动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劳动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蓝领体力工人的数量日益减少,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坐在控制室中操纵机器或生产线的技术人员所取代。
另一方面,从社会宏观的产业构成来看,二战结束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西方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特别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大批的体力劳动者逐渐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得以转入非物质生产领域进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非体力劳动。他们或是从事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服务,如IT产业,金融业,商业,或是从事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服务,如教育、旅游、娱乐、休闲、医疗保健等等。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不断增加,促使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服务,这也推动了与这些高质量生活服务联系在一起的产业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就业人口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它的产值与就业人数逐渐超过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与就业人数的总和,继而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正是在这个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新中产阶级迅速成长与壮大,并最终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职业群体与阶级群体。
(二) 经理革命的影响
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与50—70年代的“经理革命”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19世纪末出现的股份制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而随着股份制的发展,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以更加迅猛的速度推进,大批的企业管理人员迅速成长起来,西方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笔者以为,虽然“经理革命”使得家族资本家对资本的控制权日益削弱,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大权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高级管理人员手中,但是“经理革命”最大的意义并不是高级经理人员的崛起,而是大批中下层企业管理人员的出现。他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新中产阶级的数量。据统计,1945年美国男性管理人员(包括经理在内),占男性劳动者的9.2%,1957年这一数字达到26.2%,1970年是40%〔8〕90。英国企业内的行政管理人员增长也很迅速。1951—1961年经理与行政管理人员增长了1.5倍。1961—1981年,又增长了96.3%〔9〕228〔6〕27A。在法国,1954—1980年这类新中产阶级的人数由125.2万人增至351万,占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也由6.5%增至16.3%。在德国,受政府和大企业雇佣的中级管理人员和中级官员,1950年有114.9万人,1970年增至235.5万人,在全国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由1961年的6.9%达到1980年的11.5%〔10〕62。
(三) 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
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也对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70年代以来,随着办公室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普及,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一大批原有的低技术含量的职业被淘汰,与此同时,大量的新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白领职业被创造出来。例如,在美国1974年到1977年间,电话与电报业由于计算机化造成工人数量从100万减少到90万,同样是在美国,从1957到1977年,分析员、程序设计员、键盘操作员以及其他直接参与数据处理过程的雇员从10万猛增到250万〔11〕234。80年代末,90年代初,“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对‘核心’信息技术工人(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程序设计师和系统分析师)的需求增加,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的信息技术职业。1998年从业于信息技术及其它行业网络岗位的信息技术劳动者约为740万人,占劳动者总数的6.1%。从1994年至1998年信息技术职业产业就业量增加了28%,同期全美非农业劳动者就业量仅增长11%”〔12〕113。这些从事信息技术的劳动者同样构成了新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当代西方
社会变迁的影响(一) 工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缩小
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使得不同产业(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差异逐渐缩小。
西方国家是工业化的先行者,自20世纪初以来,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领域,集中在工业与服务业两大产业部门。与服务业相比,西方社会的工业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社会化水平更高。服务业则是一个包含着多个层次的行业,其中既有对工农业直接起辅助作用的零售业,运输业、批发业以及公用事业,又有为工业产品流通与经营管理效率提供技术、智能、资金和机构支持的金融业、通讯业,还有为工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科研、开发、设计产业。各个层次的服务业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由于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低层次的服务业,如零售业、批发业、运输业、餐饮业、公用事业等体力劳动含量较多、生产率比较低的服务行业在服务业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则大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这使得整个服务业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与工业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二战后,随着新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以及大规模地进入服务业,使得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与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使得低层次的体力劳动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对社会生产生活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降低,而为提高劳动者身心素质与产业结构升级服务的高层次服务业逐渐成长起来,创造的产值越来越多,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整个服务业的劳动越来越呈现出“新中产阶级化”、“脑力劳动化”的特点,这使得服务业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从整体上不断提高,与工业劳动者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
笔者以为,我们完全可以使用各产业平均每个劳动者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来衡量各产业劳动者的人均生产力水平。那么,如何来比较不同产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增加值呢?
笔者以为,由于各个产业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v)×GDP/各产业劳动力的比重(l)×总劳动力(Labor)的数量,即GDP·v/Labor·l。而我们在对各个产业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进行比较的时候,共同的部分——GDP/LABOR会被同时抵消,所以只剩下v/l进行比较。由此可见,我们只需要比较v/l,就可以衡量不同产业劳动者人均生产力水平。在这里,我们把v/l称为产业结构系数。
下面是1950年与2000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业与服务业各自的产业结构系数: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时间内,当代西方社会各产业的产业结构系数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从工业与服务业两大产业来看,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大产业的产业结构系数,特别是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系数呈现出不断趋近于1.00的趋势。工业与服务业产业结构系数趋向于1.00,表明雇用了总劳动力95%以上的工业与服务业,它们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与社会总体劳动力的人均生产能力越来越接近,而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2000年服务业产业结构系数达到1.00表明,雇用了总劳动力大约70%左右的服务业,它的劳动力人均生产能力已经和社会总劳动力的人均生产能力持平,社会劳动愈来愈实现了按比例分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结构系数的差距在这50年间有了很大程度的缩小。这表明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劳动力生产能力差距在缩小。
由于职业特点的限制(蓝领工人大多为体力劳动者,新中产阶级工人大多为脑力劳动者),蓝领工人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工业部门,而新中产阶级工人则大多集中于服务业部门,因此,这一差距的缩小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崛起,西方社会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水平日益趋于平均,工业与服务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差距不断缩小,社会劳动日益实现“按比例分配”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西方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的征兆。
(二) 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
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所造成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得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适度的范围,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
二战后,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兴起,劳动者自身的素质与斗争能力得到普遍提高。他们对于西方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不满,强烈地要求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正是在这一强大的压力之下,企业雇主不得不大幅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企业劳动者的福利水平,而政府则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长远目的,被迫通过立法推行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如实行高额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与福利制度。二战后,这些制度逐渐在西方各国普及开来,通过这些制度,资本家与其他高收入者相当一部分收入被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从而大大缓解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
通常说来,新中产阶级的收入一般高于蓝领工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庞大的收入群体,从而使得当代西方社会的收入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枣核”形状。
其中美国与丹麦的数据来自1997年,德国与意大利的数据来自1998年,其他各国数据来自1995年。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CD-ROM根据表3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的收入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为例,收入水平处于第3和第4个20%的群体的收入总和已接近总收入的40%,这与其人口所占的比重(40%)已经大体相当。这部分人构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主体,正是由于它们的崛起才扭转了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不利于稳定的局面。
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由于长期实行较为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其收入分配与上述五国相比更为平均,相应地中间收入群体的规模也更庞大。从表3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情势。其中第2个20%的收入群体的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14%以上,他们应该被纳入到中间收入群体中;加上第3和第4个收入群体,北欧三国中间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在70%左右,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应该在68%—71%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北欧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地区的原因所在。
从另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GINI index)的变化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方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例如,瑞典1967年的基尼系数是0.28,70年代中期曾经降至0.20以下,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0.2左右,1997年是0.247〔13〕。德国的数据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1978年全部家庭毛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净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2;1998年税前的基尼系数是0.382。英国1949年税前的基尼系数是0.411,到1964年就降至0.399,1975年为0.366〔14〕280,1995年为0.360〔13〕;而税后的基尼系数从1949—1975年一直在下降,1949年为0.355,到1975年降至0.315〔14〕280,虽然在90年代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0.34左右。此外,1995年法国的基尼系数是0.327,挪威是0.258,丹麦1997的数据是0.247。美国的基尼系数与上述西方国家相比,显然要高出许多,1999年在纳税和政府转移支付前基尼系数高达0.508,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降到0.409〔13〕,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个数字还是很低的。

(三) 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与劳工斗争方式的转变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崛起,蓝领体力工人的数量迅速减少,这使得西方社会传统的阶级矛盾与劳工斗争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蓝领工人,一般收入较低且工作不稳定,常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因此,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涉及物质生活保障的问题上,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增加失业救济以及各种相关的福利措施等。由于这些要求具有普适性,涉及所有蓝领工人的利益,单靠个体或者小规模的群体斗争很难实现,因而,参加组织严密的工会,通过工会与雇主进行国家、地方或行业一级的集中议价(collective bargaining),或者直接通过大规模罢工对资方与政府施加压力就成为蓝领工人实现这些目标最为有效的方式。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近100年时间里,由于蓝领工人一直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所以这种斗争方式一直是西方社会劳工斗争方式的主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新中产阶级,特别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中高级办公室职员的崛起,西方社会的劳工斗争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这些新中产阶级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凭,而且工作比较稳定,收入较为可观,因而,他们与蓝领体力工人有着不同的利益与诉求。与蓝领工人相比,新中产阶级更多关注的是家庭、婚姻、道德、环境、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犯罪、种族、女权主义、同性恋、堕胎、公民权利、工作的自主性等涉及个人生活质量与个人独立性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斗争往往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蓝领工会由于主要关注物质生活保障问题,它很难成为新中产阶级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载体,因此,新中产阶级参加蓝领工会的比重不是很高,再加上蓝领工人数量的锐减,这直接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劳工参加工会的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例如,英国、德国、美国1970年参加工会的工人比重分别为48.5%,37%,27.2%〔15〕607,1995年则分别下降为32.9%,28.9%〔16〕,14.9%,法国1985年的劳工入会率为14.5%〔15〕607,1995年下降为9.1%〔17〕。
随着劳动者参加工会比重的下降,传统的劳工斗争方式——罢工——的规模随之大大缩小,这一点可以从二战后各国罢工天数的统计中略见一斑。
资料来源:〔英〕B.R.米切尔著,贺立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欧洲卷,第180—191页,美洲卷,第124,128页。另一方面,虽然当前西方社会劳工工会化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且新中产阶级人员的工会化组织程度与过去的蓝领工人相比也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这并不能掩盖二战以来新中产阶级工会(区别于蓝领工会)发展的趋势。二战结束后,参加工会的新中产阶级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增长,而且随着蓝领工人的减少,新中产阶级在工会中的比重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例如,英国40年代初新中产阶级雇员加入工会的人数是160万人,1978年就增长至500万人,大约占所有新中产阶级的43%。其中直属于44个主要新中产阶级工会的成员是330万人〔18〕162。美国1964年新中产阶级工会会员是150万,1980年达到701万,他们在所有工会成员当中的比重也由1956年的13.6%〔19〕162,变为1980年的34.9%。而在联邦德国,仅从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间,新中产阶级工会成员的数量就增加了104%〔18〕165,167。
新中产阶级工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同时,新中产阶级工会的斗争要求与蓝领工会相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传统的工资、工时、福利要求外,7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产阶级工会的发展,以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为目标的斗争有明显加强。据统计,1967—1975年间,在美国,以工厂管理制度的改革为目的的罢工次数由总数的15%上升到25%。根据洛·比尔对意大利的调查,那里的新中产阶级雇员提出了更多地要求参与生产、交换、分配等多方面的权力,要求掌握企业内部人员技术培训、教育、开办夜校的权力,甚至要求参与制定公司的发展规划。除此之外,新中产阶级工会运动还与新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从而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例如,80—90年代,加拿大的新中产阶级工会运动就与女权主义运动相结合,增加了防止与反对在工作中对女性进行性骚扰的内容〔20〕154。
由于新中产阶级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家庭、婚姻、道德、环境、教育、女权主义、同性恋、堕胎、公民权利、工作的自主性等涉及个人生活质量与个人独立性的领域,因此,7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兴起,西方社会出现了以这些问题为导向的新社会运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民权运动,80年代的环保运动、反核运动,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同性恋争取权益运动、堕胎合法化运动、争取安乐死合法化运动……都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随着新社会运动将这些问题推向前台,西方社会传统的阶级斗争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各样的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反全球化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动物保护组织、反战组织、同性恋组织、争取或反对堕胎、死刑、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等)。这些社团组织大多是围绕着新中产阶级关注的问题形成的,它们与新中产阶级工会一样,都成为新中产阶级表达自身意愿,追求个人目标的有效载体。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公民社团组织的蓬勃发展,当代西方社会的官僚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公民社会”的特征。
此外,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兴起,西方社会劳工斗争的形式变得日益丰富与多样。除了传统的罢工斗争之外,新中产阶级对待非物质保障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抗议或游行,以及媒体、民意测验或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此对政府或政党候选人施加压力。英格尔哈特认为这是“一种更新的挑战精英(elite-challenging)的参与方式”,“它以问题为导向(issue-oriented),以非正式的群体为基础,而不是以已经确立的官僚机构为基础。它努力地探寻具体的政策变化,而非简单地赋予一个既定的政党精英一张空头支票。这种参与方式需要相对高的技能水平”〔21〕169。至于这种参与方式出现的主要原因,英格尔哈特也认为,一个受过高质量教育、薪酬优厚的新阶级的出现应该是这种参与方式出现的主要原因〔21〕142。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新阶级才会拥有这样的政治参与技能。
总之,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兴起,当代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这些社会变迁表明,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向着更为理性、公平、合理、更为彰显自由与个性的社会迈进的深刻转型,而新中产阶级则是这一转型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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