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抗战胜利前,订契约的养成工不得中途退出,严禁与外界接触、同老工人来往。一些日商纱厂将养成工集中在一个车间,由东洋婆子(日本女工头)监督劳动,放工后,不许回家,集中住在工房。英华里(又叫养成里)、月华里都设有日商纱厂的养成工工房。工房区域有围墙围着,大门紧锁,门口有专人看守。养成工不能自由外出,家属不能随便探望。住在厂外工房的养成工,上下班时都由工头或包工头带着。不少养成工在上海整整做了3年工,竟未出过厂门一步。

 

 

本文摘自《上海工运志》 作者:《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养成工制的兴衰

养成工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学徒制度,没有师徒关系。该制度产生于日本,“养成工”一词直接来自日文。民国11年(1922年)前后,养成工制度首先引入上海的日商纱厂。民国14年(1925年)以后,又为永安、申新等华商纱厂所采用。养成工制度主要流行于棉纺织业。其他行业的个别工厂如日商燧生火柴厂、华商章华毛纺织公司等也有使用养成工的情况。还有些工厂名叫养成工,实际是雇佣童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养成工较为盛行的时期,据民国25年(1936年)的调查,30家日商纱厂工人总数近5万人,养成工约2.4万人。20世纪初叶日本国内工厂招募养成工通常都订立契约,资方预付工人家属部分工资,并负责工人食宿及日常管理,工人在养成期间没有行动自由。上海订契约的养成工,类似于日本国内的由厂方直接招募的养成工,不同的是厂方无需预付工资,养成工反要交纳保证金;另一种情况是由包工头负责招募、食宿及日常管理的,这部分成为特殊的养成工,即包身工。后者在抗日战争以前占养成工的绝大部分。

养成工主要是女性,年龄多在14~18岁。和招收学徒一样,进厂时,也要订契约(志愿书)、找保人(工头往往充当保人)。有些工厂招收条件很严,如永安纱厂养成所简章规定:“所招女工,以能全具左列各条者为合格:(1)年在14岁以上16岁以下者;(2)身长在英尺4尺6寸以上者;(3)身体健全兼系天足者。”养成工的养成期以3年为多。最初3~6个月为训练期(或称练习期)。训练期间,工厂教艺,没有工资,只供食宿。训练期满,发给工资,但往往低于普通工人。

申新九厂纺纱部民国21年(1932年)的工人日平均工资为0.55元,养成工仅0.38元,此后,该厂连年亏损,民国23年(1934年)的日平均工资降至0.40元,养成工仅0.23~0.27元。养成期间,养成工不得离厂,否则追回食宿费,没收保证金。

还有一种不订契约的养成工。这种养成工,养成期限不定,期间没有工资,食宿完全自理;还必须预交至少1个月的“原料损失费”1~2元;可以随时退出,但“原料损失费”概不发还;每隔一二个月,厂方派工头考试一次,及格便升为正式工人,事实上不向工头说情送礼,很难获得通过。

资本家推行养成工制度除了经济原因(廉价劳动力)外,还想用以分化、破坏工人运动。因为养成工年龄较小,大多来自农村,远离父母;入厂时订立过契约,保证“绝对遵守厂规”、“不参加罢工”、“不得怠工”;而且集中劳动生活,受工头的约束,因而容易控制。在日商内外棉等纱厂里对一些养成工施以奴化教育,长大了便让他们代替不易控制的男工,以此来抵制工人的反抗斗争。民国16年(1927年)5月,申新二厂借口长江交通阻塞,棉纱难销,把厂关掉,解散全体职工,同时却从无锡、常州招进大批养成工。少数老工人经过挑选进厂,照新工人待遇。工厂复工后,男工工资约减少3成,女工工资减少一二成。

上海工人早在民国14年(1925年)就进行了反对资本家利用养成工制度加强剥削,用养成工顶替老工人的斗争。同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之近因,即出于第八厂“以养成工调换男工,开除四五十人”。在二月罢工中养成工全数加入,并推出代表参加工会。民国16年(1927年)3月,上海纱厂工会提出的斗争条件即有“以后不得招用养成工”。养成工不堪虐待,有些就暗中逃跑。五卅运动以后,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养成工制度逐渐衰落,一些原来实行养成工制的工厂,后来也以普通女工加以代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工人运动渐趋低潮,养成工制度又一度抬头,日商上海纱厂建起了大规模的养成工工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养成工制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养成工逐渐减少,而且一般都不订契约,养成工人身束缚有所放松。到解放战争时期,养成工制度存在于中纺七厂、申新五厂等部分棉纺织厂。

养成工的劳动生活

1.人身束缚

养成工所受封建束缚相当严重。抗战胜利前,订契约的养成工不得中途退出,严禁与外界接触、同老工人来往。一些日商纱厂将养成工集中在一个车间,由东洋婆子(日本女工头)监督劳动,放工后,不许回家,集中住在工房。英华里(又叫养成里)、月华里都设有日商纱厂的养成工工房。工房区域有围墙围着,大门紧锁,门口有专人看守。养成工不能自由外出,家属不能随便探望。住在厂外工房的养成工,上下班时都由工头或包工头带着。不少养成工在上海整整做了3年工,竟未出过厂门一步。抗战胜利后,养成工人身束缚略有放松,如中纺七厂规定养成工可以2个星期回家一次,申新五厂允许家人到工房探望,但有时间、地点的限制.

2.苦役式劳动

养成工的工作时间同正式工人一样,每天要连续工作十二三小时。训练期的头些天,多数养成工学习结头技术,通常1个星期可以学会,随后便上车做生活。资本家怕养成工工作不熟练,会弄坏机器,只叫他们挡坏车、纺烂纱。此外,像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里的脏活、重活也派给养成工做。工头对养成工的管理较普通工人更为严厉,发现断头未接上或接得不好,就拉着后脑勺的辫子拳打脚踢,或者拿着筒管朝头上乱打。

3,食宿条件

养成工住的工房狭窄而简陋。1间10平方米的房子要睡二三十人,日夜班工人轮流睡1张床,放假时2人合睡。有睡双层床的,也有直接睡在地上的。铺的是破草席,盖的是烂棉絮,空气污浊。吃的是粗饭烂菜,一天3顿,二稀一千。申新九厂养成工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午饭,6人1桌,4样小菜总是黄豆芽、霉咸菜、老青菜皮和酸味面筋,难得有荤腥,养成工还常吃不饱。

申新九厂“养成工规则”(草案)

一、凡志愿进本厂为养成工者,须子进厂前填具志愿书及保证书,并由法定代理人与本厂订立契约。

二、养成工之养成期间定为三足年,并以初进厂一星期为试用期,在试用期内,如本厂认为不合格者得随时解除契约。

三、养成工在养成时期,本厂特聘教师予以严格之训练,养成工应绝对服从之。

四、养成工须一律剪发,并须居住本厂宿舍中,(在训练时期)每日津贴饭资大洋贰角。

五、养成工从进厂日起每月须扣工洋二元,以六个月为限,共计十二元正,作为保证金,由本厂整数代为存入银行生利,存折由本厂保管,于三年期满后所有保证金及利息一并发还。

六、养成工以进厂三个月为训练时期,期满后派做正式工作,在训练期内,经教师考核成绩优良者,得随时提早派做正式工作,工资以论件计算。派做正式工作后,如工作勤奋而有特殊成绩者,得随时升调职务。

七、养成工在工作时间如因工受伤,本厂得酌量津贴饭资及医药等费,以资体恤。

八、养成工如遇疾病或其他事故欲停工者,应向工帐科请假,否则照章处罚。

九、养成工违犯厂规照章处罚,如屡戒不听,得随时解除契约,并将保证金充作本厂养成工时之损失费。

十、养成工如未满养成时期而跳厂者,除将所有存工及保证金全部充公外,并向保证人追偿相当损失。

 

 

核心提示:包身工无论住在厂内还是厂外,下班后一律关在宿舍里,不得自由出入,出去时必须几个人一起走,由包工头派人监视。住在厂外的包身工上下班有人押送。探亲、通信以及亲友来访,通常都是不允许的。包身工除了在厂里干12小时活外,下班后及休息日还要给包工头干家务,有些包身工甚至遭到包工头的奸污。有的包身工忍受不住折磨设法逃走,捉回来后惨遭毒打。日商大康纱厂有个姓蔡的包身工逃走后,被包工头捉回,为了“杀一儆百”,包工头把她反绑在柱子上,用破布塞住嘴巴,当着其他包身工的面,用木棍将她活活打死。

包身工制

一、包身工制的始末

包身工制度是在纺织厂中推行的一种定期“卖身”的包工制度。包身工是由包工头买来的“女奴”,但和终身属于奴隶主的一般奴隶不同,是在一定时期归包工头所有,即定期卖身。20世纪20年代初,包身工制度首先在公大、内外棉、喜和等日商纱厂中实行。日商纱厂在推行养成工制度过程中,遇到语言障碍,加之养成工招收比较困难,于是普遍采用一种包身工的方法,即通过中国的包工头去招募并由包工头加以监管和控制。后来华商纱厂也加以仿行。永安纱厂二厂厂址偏僻,招工困难,闻及日商华丰纱厂雇佣了很多包身工“好处很多”,也采用了包身工制度。

在抗日战争以前,日商纱厂都推行包身工制,华商纱厂也有一部分实行包身工制。有的包工头把一时没进纱厂的包身工送进丝厂,充当缫丝工人。包工头受厂方之托(日商纱厂往往派日籍职员与包工头一起去招工),在农村以“到上海学会织布摇纱,将来会挣大钱”等花言巧语,来游说贫穷破产的农民把女儿(年龄同养成工)包给他们带到上海去做工。招工时,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家属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订立“契约”,规定由包工头付给包身价银,一般为20~40元,以30元为多,有的一次付清,多数则分次付清。包身期通常为2—3年。包身工的年龄越小,包身价越低,包身期越长。在此期间,工厂付给包身工的工资均归包工头所有,包工头则供给住宿和衣食。包身工不许与外界接触,更不能请假回家,实际上成为包工头可以任意支配的奴隶。

“包身契约”(20世纪20年代末)

立自愿书人XXX,情由当年家中困难,今将小女XXX自愿包与招工员XXX名下带至上海纱厂工作。凭中言明,包得大洋三十元整,以三年期满,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洋十元。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内,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数照补。期限X年X月X日满工,满工后,当报招工员数月。恐后无凭,立此承证。

上述包身工通称为包饭的包身工,还有一种是变相的包身工,通称为带饭工。带饭工也多从农村招来,还有不少是包身期满的包身工,招工时一般不同家属订契约,但言明至少要做两三年工,食宿必须包在包工头处。20世纪30年代,带饭工每月须交食宿费约8元,包工头从中克扣约1/3,实际生活与包饭的包身工相差无几,但行动比较自由,工资归本人所有。尽管带饭工期满前可以脱离包工头,但要偿还路费、簿子费(即包工头为带饭工取得“工折”而送给工厂有关人员的费用)、练习期间所欠食宿费(带饭工在练习期间的收入往往不足付清食宿费,只得向包工头赊账)以及其他巧立名目的“债款”,事实上一般带饭工难以做到,即使能做到,由于包工头与工头相互勾结,不接收中途离开的带饭工,所以她们还是找不到工作。

上海工人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冲击着包身工制度。五卅运动中,一些工厂包身工住的工房被工人毁坏,有的包工头遭到殴打甚至被暗杀。由于资本家和包工头竭力掩盖包身工所受剥削压迫的真相,民国21年(1932年)以前,外界对包身工的具体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许多纱厂停工,部分包身工被送进难民所,经难民所管理人员对她们身世进行详细调查,包身工制度的黑幕才被揭露出来,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同年5月,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发布《处理包身工制工人问题之办法》,要求“通知各收容所报告该处工人数目,并不准由包工头具领或保领”;“由各收容所通知该种工人之家属认领,再叙明包身制之黑幕”;“调查该制之实况,以备彻底革除”等。同年9月,孙宝山发表调查报告《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全面反映了包身工制度的情况。民国25年(1936年)夏衍发表长篇通讯《包身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形势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后包身工制度衰落。

包身工的苦难

包身工,一方面要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从事苦役般的劳动;另一方面还要遭受包工头掠夺性的剥削和压迫。

1.中间盘剥

包工头对包身工的剥削主要是扣除“佣金”。包身工工资通常全归包工头所有(有的由包工头直接向厂方领取,有的由包身工领回交帐)。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3年中包工头可从1个包身工处取得工资432元,扣除衣食住费180元、包身银30元、路费10元(有时路费由厂方支付)以及其他开支,至少可以从她身上剥削到210元(佣金),约占包身工工资的50%。1个包工头要包好几个以至几十个包身工,他们的剥削收入就很惊人了,有的包工头还借故少付或赖掉包身价银。不少包工头因此大发其财。

2.劳动生活

包身工的劳动、食宿状况比养成工处境更坏。首先,在工厂里更易遭受挨打的惩罚。资本家对工人的惩罚通常是打骂、罚款和开除。罚款和开除对包工头不利,为此他们一方面强迫包身工逆来顺受,听凭拿摩温(拿摩温是英语NO.1的谐音,为管理工人的工头,始于外商企业,后在纺织业普遍推行)的打骂,一方面逢年过节就送礼给拿摩温,请他们多“照应”,说什么:阿拉小姑娘有什么不对,你尽管打好了,打死勿要紧,只是不要罚工钱、停生意(开除)。

其次,有的包工头为了省钱,不许包身工吃厂里提供的包饭,而是吃自己派人送来的午饭,菜只是些萝卜干、菜根菜叶和臭咸菜等。做夜班的包身工只有在上班前吃1顿干饭,下班后吃1顿稀粥,另外至多每人发给几个铜钱,在厂里买大饼吃。包工头一般每年发给包身工2套衣服,也有3年发2套的。衣服质地粗劣,极易破损,常常补钉加补钉。夏天缺少替换衣服,日班和夜班包身工往往穿同一套衣服。鞋子很少发,包身工只好省下做夜班买大饼的钱买鞋穿,劳动时与回工房后常光着脚。有人这样描述包身工:“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她们穿的是露着肩膀、没有底边、没有袖子的衣服,蓬头、赤脚,无夏、无……”

3.健康状况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还经常遭到工头的虐待打骂,致使包身工大多体弱多病。生了病还得去上工,否则,就挨打或饿饭,因而小病变成大病。有的包身工病得坐不起来,包工头竟将1盆冷水往她身上浇,说要治她的“懒病”。在非治不可时,医药费还得从尚未付清的包身价银中扣除,停工日数还要如数或加几倍补回。包身工普遍患有烂脚病、红眼病、皮肤病、肺病、胃病、黄疸病、妇女病等各种疾病,死亡率很高。民国26、27年(1937、1938年)的夏天,申新九厂的包身工“差不多天天都有死的,多的时候,1天要死四五”。裕丰纱厂有个包工头,包了100多个包身工,3年中死了30多个。

4.没有自由

包身工无论住在厂内还是厂外,下班后一律关在宿舍里,不得自由出入,出去时必须几个人一起走,由包工头派人监视。住在厂外的包身工上下班有人押送。探亲、通信以及亲友来访,通常都是不允许的。包身工除了在厂里干12小时活外,下班后及休息日还要给包工头干家务,有些包身工甚至遭到包工头的奸污。有的包身工忍受不住折磨设法逃走,捉回来后惨遭毒打。日商大康纱厂有个姓蔡的包身工逃走后,被包工头捉回,为了“杀一儆百”,包工头把她反绑在柱子上,用破布塞住嘴巴,当着其他包身工的面,用木棍将她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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