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各种苛刻的处罚条例,常常激起工人的反抗斗争。民国14年(1925年)8月17日,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他们在罢工宣言中说:“吾华员服务,因时间冗长,工作艰苦,在精劳神疲之际,安得无疏忽错误之点,于是罚金记过,稍不慎,即被开除,吾华员无时无刻,莫不在惴惴自危中也。”民国19年(1930年)7月,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工人在罢工中也提出了要求废除不合理的苛罚制度。如要求取消打铃后放客、路牌不摇、过站漏票等罚款的规定;不揩油不得停生意;发生事故非司机过错的,应由公司负责;车辆行驶途中如有出轨、脱拖铃等,不得处罚;取消到站快慢之苛罚;工友如有小过,不到公司写字间问话;如罚点名,须给半工工资等。

 

厂规与奖惩

 

一、厂规、店规与惩罚条例上海各工厂商店一般均订有厂规、店规或奖罚条例。厂规有繁有简,条例有多有少,奖赏条例少,惩罚条例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民国5年(1916年)6月16日首次颁布的厂规中,有10条罚例,5条奖例。民国20年(1931年)11月以前,该公司对奖罚条例进行修订补充,其中开除条例11条,罚款条例7条;民国20年(1931年)11月以后,又颁布新的厂规,属于开除或责令赔偿的10条,罚款的也是10条,惩罚条例不断增加。上海邮局制订的惩罚条例,其中撤职条例有7条,革退条例有6条。华商电气公司惩罚条例也有54条。棉纺织业的德大、厚生纱厂制订的厂间普通罚例计92条,各车间罚例42条。厂间罚例为:迟到、假冒补印、私相顶替、冒名顶替、工摺擅改名字、迟到不换筹、失去工摺、遗失名筹、瞌睡、卧入篮箩、零件抛入车内、自由改动车件、污坏皮革、取巧作弊、糟蹋花纱、废花丢在外面、污坏处纱、调误支纱、花纱落地屡次不拾、糟蹋车油、加油偷懒、打碎玻璃、碰破玻璃、乱涂墙壁、作事冒险、贻误工作、有意偷懒、不听指挥、出言不逊、工作不慎、私作生活、私洗衣服、托故戏玩、擅离车部、断头不接、抽坏好纱、余剩筒脚、不换空纱筒管、筒管丢在地下、借端凶殴、互相争殴、帮助争殴、私聚饮酒、酗酒滋事、私玩赌具、无理瞎闹、彼此争闹、屡不到厂、私行跳厂、私行出厂、钟点未到先行出厂、收拾不清即行出厂、任意停工、损坏工摺、偷窃花纱、花纱垫在脚底、花纱带入厕所、偷窃灯泡、拾取物件私行藏匿、辱骂司事、谩骂工头、彼此蛮骂、不服管理故意恶作剧、私吸香烟、吸烟失慎、私带引火物品、调戏女工、互相调谑、损坏机件、玩弄车件、损坏绒棍、丢失应用物件、弄坏换纱牌号、剥去窗上所嵌油灰、损坏篮箩、将篮箩自上丢下、篮箩在石子路拖走、楼窗倾倒水浆、随意倒水、余剩饭食倒入漏筒、余剩饭食狼藉满地、在厕所梳头、工作时间洗净衣服、站立窗口和窥野景、擅坐升降机、取开太平水桶、擅开水龙头、随意小便、随意大便、梯上小便等。违犯其中一条者,均要受到处罚,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店规中同样是惩罚条例大大多于奖赏条例。20世纪30年代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店规中规定:“凡私自外出观电影及其他戏剧者,罚洋20元;在灶上煮饮食,罚洋10元;私阅闲书、小说及购小报者,罚洋5元”等。

二、惩罚方式

罚款。罚款的原则和金额各异。申新九厂规定:犯工作不力,与他人殴打,损坏公物,消耗公物,偷窃公物(轻的),不遵命令等各条之一者,罚工钱5分至1元。该厂各车间也有罚款条例,如打一个大结,每个5分;结打好没拉直,每次5角;纱头没拉断,每根5分;接头时纱绕了手指,每次5分。新裕纱厂规定,工人停工1天罚洋5角。日商同兴纱厂罚款条例中规定:坏布罚5分至1角;每部车每日织布不及40码罚1元;穿拖鞋罚1元;接生头、白花、油花、揩车不清罚5角至1元;单头纱或并头纱罚5角至1元;坏纱每只罚1分;坏筒子每只罚1角。江南造船所每日上工迟到1刻钟,罚工半日;工作时私自外出,罚工3日。罚款在各行各业中是普遍现象。民国17年(1928年)订立的《上海特别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规定:“因工作疏忽致出品低劣,雇主因而受损失者”,减扣工资;毁损物品原料,价在3元以上者,赔偿。据民国28年(1939年)统计,在英商电车公司,每个卖票员平均月被罚款两次,每次轻则几角,重则1元、2元不等。

警戒记过。在部分企业有这种处罚方式。如华商电气公司罚例中有这样几条:工作疏忽、警戒满3次者作记过一次论;对用户傲慢怠忽者,记过一次;侮辱人者,记大过1次;旷工1日除扣工资外,记过1次,多1日加记2次,多次记过就要酌降工资或开除。

罚停(又称革班头)。罚停就是处罚暂停工作。停工时间自1—10天不等。这一处罚方式主要在公交行业。英商公共汽车公司规定:凡职工脱班1次便革班l天,脱班2次革班3天,脱班3次革班1星期,再多便被开除。革班期间停发工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和云飞、祥生、泰来等出租汽车公司都有此类处罚。

开革和解雇。许多工厂商店的规章都有此规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民国20年(1931年)11月颁布的新的开革条例共有10条:违抗工厂命令情节重大者;聚众殴斗、骚扰工场者;调戏妇女致碍工作者;偷窃公物;有意损坏公物,价值在5元以上者;有意做坏出品,情节重大者;煽动工潮、破坏工作有据者;虚报工值者;虚报物价取利或串收暗用者;签到或投牌后,无故私自出外者。犯有其中一条即被开革。上海德大、厚生纱厂厂间和各车间的开除条例多达13条:加油偷懒;有意偷懒;不听指挥;工作不慎;借端凶殴;酗酒滋事;私玩赌具;屡不到厂;辱骂司事;不服管理故意恶作剧;窃取锭子线;搭头;1个月平均每日不能出码者。犯有其中1条的都要被开除。有的开除条例更为严厉,上海裕华纱厂在20世纪20年代所订的10条厂规中有3条属于开除,规定工人不请假迟到者除名;工人请假超过5日者除名;工人职员轮做夜班时请假者除名。在英商上海汽车公司,凡职工脱班3次以上就被开除;司机开车误点或出事故,不是被开除就是受严厉的处罚;卖票员的票款连续3次低于定额标准线,即被作为失职而开除。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被开除的工人最高时每月达二三十人,有时每天三四人。民国26年(1937年)8月~27年(1938年)年底,英商上海电车公司被开除的工人多达百人以上。

随着工人斗争的开展,很多厂规店规都明文规定“不得煽动罢工”、“煽惑怠工或罢工者”开除。上海申新九厂还规定“具有危险思想”者要开除。

工厂企业不仅订了种种处罚条例,实际上资本家及其管理人员还往往超出条例任意处罚。如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罚款和罚停是经常的事,当工作人员有多余时,资方就罚停。至于众多小厂,大都没有成文的厂规条例,处罚工人都凭厂方任意决定。

各种苛刻的处罚条例,常常激起工人的反抗斗争。民国14年(1925年)8月17日,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他们在罢工宣言中说:“吾华员服务,因时间冗长,工作艰苦,在精劳神疲之际,安得无疏忽错误之点,于是罚金记过,稍不慎,即被开除,吾华员无时无刻,莫不在惴惴自危中也。”民国19年(1930年)7月,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工人在罢工中也提出了要求废除不合理的苛罚制度。如要求取消打铃后放客、路牌不摇、过站漏票等罚款的规定;不揩油不得停生意;发生事故非司机过错的,应由公司负责;车辆行驶途中如有出轨、脱拖铃等,不得处罚;取消到站快慢之苛罚;工友如有小过,不到公司写字间问话;如罚点名,须给半工工资等。

三、奖赏规定

年赏。是1年1次的赏钱,在每年年底,资本家在其红利中,抽出一部分,分赏给职员和工人。年赏规定要做满1年以上者才有。有的厂不到1年的按成给年赏,有的发给半年赏。

年赏金额不一。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年赏为2星期工资。上海出租汽车业年赏有1个月工资。有些日商纱厂没有年赏。

节赏,每年逢端午、中秋之类的节日,厂方赏给工人几个钱(O.5~1元),作为酒席费。出租汽车业规定国定纪念日赏工7天。

升工赏工。就是每月在工人应得的工资上加发1天至几天工资,有所谓“两工赏”、“四工赏”等,但这需要工人半个月或1个月内连续不停地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外商纱厂则称为“特别赏”,规定工人每两星期内1工不停者,工资是9元的赏1元2角,工资10元的赏1元5角,半年内不停1工者赏4元,1年内停3工以内者赏8元。

成绩赏。按工人劳动成绩来决定。上海电话公司,对有成绩的给奖赏。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对卖票员超过定额的给小额赏金。丝织业有一种“生产快赏”,即一个帐期内(半月),如超过厂方规定的生产指标,按其超额多少,分等级给赏。还有“勤工赏”、“功过赏”之类。在公交业有卖票员的“买入赏”,司机的“太平赏”,值勤者的“勤日班头赏”等。在新裕纱厂,当生意好时,厂方给工人发“包子赏”,还有“清洁赏”等。

此外,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民国5年(1916年)6月16日颁布的厂规中,有5条奖例:勤务尽职、保存物料、不耗公物者,酌奖;遵守规则、谦恭和顺者,酌奖;1月不告假及3月不犯过者,酌奖;能留心捡出次烟、确有成绩者,奖银l元;暗报偷窃、查确有据者,奖银10元。

民国14年(1925年)五卅运动时,经过工人斗争,上海各纺织厂的待遇有所改善。日商内外棉纱厂还争得两种赏:一是红簿子赏(又叫存金赏),每人每月1元2角,工人领6角,其余存于厂内,到离厂时发给;二是洋钱赏,就是工资1元另加赏钱1角5分。但是五卅运动结束以后,工人运动渐趋低潮,中外厂主又加强对工人的压榨,有些赏金待遇取消。

 

 

核心提示:民国13年(1924年)5月29日,日商大康纺织厂工人遭日人吊打,重伤多人。民国14年(1925年)2月14日,日商东华造船铁工株式会社有个女工,被日人须森用绳索绑缚在厂门口。民国14年(1925年)日商内外棉十二厂日人田中,因有一工人要请假回家,即捆绑痛打,工人抱伤回家后死亡。

旧上海工厂企业中存在搜身制,它首先实行于外商企业,中国资本家也相继采用。民国11年(1922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纪念号”上报道说:“各厂多有一搜查身体的苛例。”“工人放工时,门口严厉检查,尤以女工为最,随意玩弄取乐以侮辱。”

体罚与搜身

一、体罚

在上海各业的厂规章程中,很少明文规定体罚工人。20世纪20年代上海裕华纱厂条例中写有:“工人有言笑坐息者,管厂者指责并笞挞之。”但是,体罚工人的现象却很普遍。体罚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拳打脚踢。这是常见的体罚方式,不论男、女、童工,稍有不遂,即遭中外厂主、监工和工头的打骂。民国9年(1920年)11月8日,内外棉九厂摇纱小工潘连宝在厂里做工,被工头董顺财殴伤,归家后于11日死亡。英商耶松船厂工头汤阿二,无端将工人顾阿三的右眼殴伤。

民国13年(1924年)8月,华商裕丰纱厂工头朱金洪将小工胡金保打死。民国15年(1926年),上海纱厂总工会一篇报告中谈到:“日商内外棉五厂日人田路,因磅纱工陈某嫌工资少,要求略为增加,即打其耳光。内外棉七厂日人松下,因筒子间王小妹生病,欲打钟头请假,即拉其头发大打,并掷之于地。”在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法籍管理人员任意对中国工人赏之以“火腿”(腿踢)和“雪茄烟”(巴掌),打得工人皮青脸肿。

捆绑吊打。民国13年(1924年)5月29日,日商大康纺织厂工人遭日人吊打,重伤多人。民国14年(1925年)2月14日,日商东华造船铁工株式会社有个女工,被日人须森用绳索绑缚在厂门口。民国14年(1925年)日商内外棉十二厂日人田中,因有一工人要请假回家,即捆绑痛打,工人抱伤回家后死亡。

棒击鞭抽。怡和丝厂女工头用铜勺将一名女童工头部击伤。此类事件该厂一个月内多达20起。尤其在上海沦陷期间,被日本接管的江南造船所和原属英法资本的船厂内,日本警、卫室稽查常用皮鞭藤条和硬木球棒,把工人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罚站跪;老工人方兰英在日商内外棉纱厂做工时不但常受打骂,而且有一次天下着大雨,拿摩温无端叫她站到露天中去,冻得她浑身发抖,冻够了才让她进车间做工。英美烟厂和日华纱厂女工稍有过失,就得罚站。中华书局印刷所开办初期,学徒上班讲话,轻则罚跪,重则挨打。

沸水烫。这种体罚出现在缫丝厂。打盆童工在沸水锅里煮茧,巡视的女工头稍感不顺眼,就将童工的手浸到沸水中。

游街示众。江南造船所有一条不成文的条规,凡工人偷所中材料者,查出革退,并游行示众。

二、搜身制

旧上海工厂企业中存在搜身制,它首先实行于外商企业,中国资本家也相继采用。民国11年(1922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纪念号”上报道说:“各厂多有一搜查身体的苛例。”“工人放工时,门口严厉检查,尤以女工为最,随意玩弄取乐以侮辱。”申新五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隆机器厂、日商华中公共汽车公司等工厂企业的规章中,都有搜身的条例;有些商店也规定搜身。不过搜身制后来主要施行于纺织业和卷烟业。纱厂的搜身制或规定于《工人约则》,或单订《女抄身约则》,是厂规的一个重要内容。上海英美烟公司在《工务管理规则》中规定“一切工人每日离厂时应受各处守门人检查”。

搜身检查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放工时搜查。在厂门口设置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木栅栏或铁栅栏,男女工人分两边由栅栏走出,女工由抄身婆搜查,男工由门警或专门雇佣之男子检查。从上身搜到下身。如果搜到东西,就要受打挨骂、挂牌示众或被开除,甚至送警法办。放工出厂时搜身检查现象在棉纺织业较多,尤以日商内外棉纱厂为甚,搜身时常常发生侮辱女工的事件。英商新怡和纱厂自建厂开工以来就有搜身制,该厂雇佣印度门警(当时称为“红头阿三”),负责对男工的搜身检查,即使在寒冬腊月,工人也要解开衣衫任其搜查。华商纱厂中以申新纱厂最严格。申新五厂民国36年(1947年)颁布的搜检处约则,规定不仅“放工时须逐名严密搜身检查,有否偷窃厂中物件”,而且“在上工时也要按名抄身,防夹带危险物品进厂”。

另一种是随时搜身检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较为典型。该公司于民国4年(1915年)10月4日布告:“本工场向有盘查之例,盖此举一则以念造物之艰难,一则以表行为之清洁。然为日已久,未免废弛。今特重申前议,实行严重盘查。凡男女工人皆有遵守之义务。尚希各部人员一体知照。先此布闻。”另在包烟部各员规则中第四条写道:“对于工人须细心体察其平日品行,如属可疑,则于检查时务须注意搜查之。”民国20年(1931年)11月3日,该公司上海制造厂规则第九条规定:“各职工友外出,无论有无携带品物,守门警卫认为必须检查时,不得违抗,以避嫌疑。”可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搜身制是不限时间地点,无论在厂内、车间里,或上下班进出厂门,随时都可以搜身检查。

工人的反抗斗争,迫使有些工厂废除了搜身制。江南造船所于民国5年(1916年)11月,因该所巡察排长在所内任意搜查并殴打铜作工匠,引起该所各工匠全体罢工。后来该所总办被迫作出决定:巡察不得于工作未毕之先,任意在各工匠衣袋内摸索。此后取消了任意搜查。民国7年(1918年)5月,英商祥生铁厂冷作间有一个小工,日前领得工资铜元,放在腰间,由大门出外,被该厂八号巡丁疑为赃物,扭住搜查,互起冲突,该巡丁即将该小工拘至更房,吊打一夜,以致激起公愤,冷作工人全体罢工。结果,该厂总大班接受三区警察署调解:以后各小工放工出入,不得任意搜查,如为形迹可疑者,应即婉言盘诘,或拘送警区核办,不得擅用私刑,但搜身制在旧中国一直延续着。民国37年(1948年)2月20日大隆机器厂颁布的厂规中还有搜身条例:“工友进出本厂应携带计工证以凭验查,由本厂警卫或指定人员随时搜查,如有偷窃行为,立即开除并送警法办。”

附记:失业状况

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对工人失业状况缺乏文字记述和统计资料。民国15年(1926年)开始,上海发生的工潮中解雇原因的比重逐渐增多,到民国18年(1929年)已占30%。民国16年(1927年)9月17日,上海市农工商局在给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一封信中说:“查本市内劳资纠纷层见叠出,其由劳工方面发生者固多,而资方之任意变更已订条约,及裁减大批人员,因此引起工潮,事亦非少。”同日,农工商局发出的第九号布告也承认:“厂主、店东亦往往以商业一时之不振,率先破弃戒约,裁歇大批工友,为适合经济救济现状之藉口,致工人失业者日众,浸成为社会上之一大问题。”

这时期失业问题趋向严重的原因之一是: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外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用各种借口开除、解雇职工。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资方当年在两天内开除46名参加纠察队的工人。民国16年(1927年)7月,中华书局资本家借口“营业不振”,宣告停业,解散全体职工1 600名,经过斗争,后来复工,但仍有360余名职工被解雇,同年七八月间,日商内外棉五厂开除“有发动工潮嫌疑”的工人120人。到年底,更是大批裁人。先施、永安、新新三大百货公司开除职工300余名,酱业开除500余人,估衣业和南货业各开除200余人,药业、米业也各开除100多人,机器业8 000余名工人中有1/3的工人因被解雇而失业。原因之二是:从20年代中期起农村破产来沪谋生的人数剧增,许多工厂解雇老工人和男工,招收从农村出来的童工、女工。浦东日华纱厂,民国16年(1927年)全厂2 500余名工人中,男工占40%,到民国18年(1929年)全厂减到1 000余人,男工仅有318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也明显下降。申新七厂民国17年(1928年)全厂4 000多工人中,男工占40%左右,到民国18年(1929年)只剩下46人,仅占工人总数的1%强。民国17年(1928年)9月,上海市社会局对380个产业工会调查,失业会员有7.5万人,占会员总数的19.7%。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大批工厂、商店毁于日军炮火,许多企业也因受战争影响而纷纷停业倒闭,失业工人骤增。其中以纺织业和机器业尤为严重。据民国21年(1932年)5月市社会局给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快邮代电”中上报,上海有失业者30余万人。地处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有职工4 500人,战事爆发后,馆址被炸毁,馆方宣告暂时停业,解雇3 000余人。民国21年(1932年)8月复业,但职工还不满1 000人。

民国23年(1934年)起,上海工商业逐渐恢复,失业工人有所减少。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抗战全面爆发。上海工商业在炮火中再度遭到极大破坏,全市有2 270多家工厂企业受损或被毁,一部分企业迁往内地,失业人数骤增至30多万人。

民国26年(1937年)11月12日,上海华界地区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当时由于大批游资集中、“孤岛”人口剧增等原因,“孤岛”经济一度畸形繁荣,一批小型工厂纷纷开设,小型机器厂即达780多家。随着租界内一批工厂投入生产,部分失业工人陆续回厂复工,失业人数有所减少。

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部沦陷。日军在经济上加强对上海的掠夺,统制物资和原料。英、美等外商工厂企业被查封劫夺,众多民族资本家破产,失业工人又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失业工人近40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一到上海,就忙于查封敌伪工厂仓库,劫掠厂内的机器设备、原料物资,置生产于不顾,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据民国35年(1946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上海各业“已登记的失业工人10.5万人,复工的仅1.8万人”,复工的比例不到1/5。机器业工人在失业大军中占了一定比重。全市500多家机器厂中,复工的仅占0.5%。据民国35年(1946年)5月25日《生活知识》所载,沪东区机器业工人总数10 467人,其中失业工人8 618人,占82.3%;炼钢业6 059人,其中失业工人5 780人,占95.4%;两业合计,失业工人占87.1%。

经过各业工人要求复工的斗争,从民国35年(1946年)开始,失业状况逐渐缓解。民国35年(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美货倾销上海,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已经陆续开工的工厂纷纷减产和停工。当年6~10月,倒闭工厂达1 600余家。据当年上海《劳工年鉴》记载,全市失业工人有16万人,实际不止此数。当时上海摊贩人数猛增至15万,可见失业大军的膨胀状况。民国37年(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至民国38年(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达80亿元,货币急剧贬值,物价上涨,经济面临全面崩溃,棉纺、毛纺、橡胶等业开工在50%左右,机器业开工的不到10%,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停产,临近上海解放时报,失业职工达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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