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梦林(台湾)

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的日据时期,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国民党迁移台湾之后实行戒严及“白色恐怖”,为避免重蹈在大陆的失败,于是完全不准工会存在,一直到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980年代末期工人运动开始自觉,在1990年代是一高潮,但是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又展现了不同风貌。

2005年11月20日,一年一度台湾工人最大型的活动“秋斗”也正式展开,今年最特别之处,就是教师及公务员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基本上来说,台湾工人运动最近20年的发展,经历了下述过程。

客家劳工主导自主工运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台湾人平均一年工作时数是2282小时,全球排名第一。民间的调查也指出,将近30%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2小时以上,比政府的法定工时多出20小时,平均每天加班4小时以上,更有将近1/4的人常常假日加班。

台湾劳工的沉重负担,主要还是来自于“加工出口”型的产业结构。像1980年代,台湾以进出口为导向,就是替美国日本大企业做外包代工,以“弹性生产”来赢得订单。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弹性化(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降低成本)越来越成为台湾官方与资方克服衰退的重要办法。

然而这不但无法解决固有矛盾,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造成台湾劳动阶级处境的向下沉沦。劳动弹性化的问题日益引起台湾工运界的重视,一方面试图在基层迎战资方扩大外包、派遣人力等的企图,一方面准备在国家政策上挑战官方的既定政策。

1987年夏,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后,苗栗的远东化学工会开风气之先,成立“罢工基金”,作为一旦有罢工之必要时,补贴会员生活费之用。接着又筹组地区的自主工会联合,互为奥援,突破官方县总工会控制的局面。这一连串的创举,在国内掀起高潮,也打开了远化工会的知名度,更给岛内各产业一剂“镇定剂”,举凡成立工会,劳资纠纷等,无不求教于远化这个象征劳工的精神堡垒。

震撼全台湾的工潮,全都发生在1988年,而这些事件又全都以客家工人为主体。除了该年初,由远化工会领头的年终奖金工潮外,诸如1月间的亚洲水泥工会抗争事件;4月间,台汽劳工为成立工会而进行的一连串抗争;7月间,台湾“苗栗客运工会”的大罢工,无一不是由客家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工运组织所推动的。这几件对提升台湾工人的权利意识和促进各地工会自主化有重大影响的工运,在事先与过程中都曾受到远化工会的大力帮助,也是劳工界众所周知的事。

而在新竹县新埔镇的远东化纤总厂,由于地缘的关系,该工厂绝大部分工人都是新竹附近的客家子弟,这个厂虽然很早就有工会组织,但到1980年代初才逐渐迈向自主化。1986年夏天,以罗美文、曾国媒、徐正、刘德兴、庄锦清、刘纯郎等为主的工会班底,得到当时民间唯一的工运组织“劳工法律支持会”干部汪立峡和律师郭吉仁的协助,开始发展一个懂得法律和谈判技巧与组织运作的成熟工会。

特别是台湾中部的客家劳工,还首次聚众包围法院,抗议司法不公;首次组织劳工在街头游行示威。前者发生于1986年夏秋之交。新竹玻璃公司的客家工人因不满资方恶性倒闭,组成“员工自救委员会”,将工厂接收,自行营运。法院在未弄清是非原委之前,贸然将站在劳工这一边的彭姓厂长收押,激起工人愤怒,600余名新玻工人将新竹地方法院层层包围,法院当日因而拉下铁门,停止办案。新玻客籍劳工此举,是台湾二次战后(也许是台湾有史以来)首宗群众包围法院抗议的事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而后者则发生在1988年4月28日,以远化工会会员为主的工党党员,为支持新竹市政府华夏玻璃公司筹组工会被解雇的陈建佳,及抗议新竹市政府公权力失职,而发起各地工会在新竹市进行示威游行。在此之前,台湾劳工从未集体上过街头。当时《中国时报》报道说,“此次活动意义重大,因为它有三个第一:(一)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劳工集会游行;(二)首度全省南北劳工工会合力支持工运受害者;(三)陈建佳是全台第一个因筹组工会而被解雇,又遭资方控告,而劳工不孤立,将以联合的形式对抗资方迫害的劳工。”

劳动弹性化抵消斗争的果实

由于戒严时期的高压统治,台湾早期的劳动法令,如《劳基法》、《工会法》、《劳保条例》等,都是当局由上而下赐予的,但是这些法令的落实却是劳动者通过斗争争取来的,像1987年开始的自主工运,首先的要求就是落实《劳基法》并成立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时长度上名列世界前茅的台湾劳动者,也在2000年争取到法定工时的缩短。但是由于劳动“弹性化政策”的推动,《劳基法》逐步的弹性化,使得许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几乎根本不受《劳基法》的保障,工时的弹性化也大大抵消了缩短工时的成果。

同时,外包人员(非正式员工,大多来自人力派遣公司)及短期雇佣人员增多,让“非正规职员工”队伍扩大。虽然官方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不过从媒体报道和参与工会斗争的经验,可以确知非正规职员工队伍的扩大。

除了前述《劳基法》不断“弹性化”,许多劳动者实际上已不受保护外,劳动派遣(人力派遣公司派出人力到某公司工作,该公司可节省人力成本)的蔓延等于架空了《劳基法》关于劳动契约等的规定。而政府修订《劳动契约法》、《劳动派遣法》,甚至规范部分工时工作者的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以各种特别法来让《劳基法》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失去实际的作用。

由于越来越多正规职员工转为非正规职,台湾这种以“厂场”为基础的工会受到很大的削弱。政府的劳动三法修正案准备剥夺水、电、医疗、航空管制等行业劳动者的罢工权,并规定大众运输、石油炼制、电信、燃气等行业劳动者罢工需经冷却期,将使工会更为弱化。这也正是“全产总”领导层必须接受严厉批判的地方之一,因为,正是在他们的同意下,经发会通过了以劳动“弹性化”为目的的劳动三法。

零细企业(往往以家庭为基础)是台湾工业化的特色,在外销导向的工业生产过程中,这些零细企业形成具高度弹性的生产网络,接取国际订单并进行层层的分工与转包。可以说外包制度是台湾战后外销导向工业化的基本生产结构,而“家庭代工”则是外包制度的基层盘石。在这个外包网络中工作的劳动者(包括自雇与受雇者),往往不受劳动法令的规范,没有工作环境安全卫生的管制,没有工会,没有劳工保险,甚至不出现在官方的各种社会经济统计中,可说是台湾传统的非正规雇佣型态之一

民进党善于分化工人运动

民进党政府在推动“劳动弹性化”方面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利用资方及主流学者的舆论,掌握许多劳动者一方面惧怕失业、不敢反抗,一方面由于从国民党时代“市场至上”那套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深入民心”,许多劳动者有“唯有企业投资环境改善,自己饭碗才能确保”的思想,要求劳动者“共体时艰”、“先求有,再求好”。

民进党政府更善于分化劳动者团结,利用宣传机器,将一般劳动者对失业率高升、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准下降的不满,转移为对公务员、教师、公营事业员工等相对地位较好的劳动者的敌意。

民进党政府也积极扶植以“全产总”为主的御用工会,“全产总”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开始筹组,曾是台湾主要自主工会的结合,相对于国民党控制的“全总”较为进步而有战斗性,不过一直是亲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力量主导。

在民进党执政后,“全产总”积极参与民进党所谓的“劳资政协商”,民进党政府惯于拉拢亲近的“工会领袖”,让他们在一定程度内参与劳工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希望借此收编这些“工会领袖”,使得工会的反抗消弭或是转向。民进党政府的这些策略,可以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民进党的喜剧却是台湾劳动者的悲剧。劳动弹性化政策在台湾的全面推动,对劳动者产生了重大的、恶劣的影响。

本文发表在《南风窗》2005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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