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初,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安源,考察发动安源工人罢工,了解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相呼应的可能性。因为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当时不在安源,毛泽东便直接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会议确认,当时工人面临的路矿两局欠饱并图谋封闭工人俱乐部的问题,已经达到非罢工即不能解决的地步,并认为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两局全体工人进行罢工。毛泽东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夺取胜利,并从安源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在醴陵的李立三,嘱其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接着,又派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

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党支部遵照“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领导工人俱乐部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罢工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9月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欠晌等三项最低限度要求,限12日午前答复。并在报纸上发表致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工团的快邮代电,揭露路矿当局破坏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告之已向当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条件,吁请援助。同时,制定斗争纲领和行动方案,决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基本口号,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三项为目标,据此提出17项要求条件,拟就罢工宣言,规定行动的步骤。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努力训练俱乐部部员,使之成为罢工斗争的骨干。成立罢工指挥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并加强工人监察队,确定各处工人监守员,组织工人侦探队。由于工人中参加洪帮的很多,为了保证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和在罢工期间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李立三面晤洪帮大头目,成功地争取了洪帮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洪帮大头目并答应李立三提出的三条要求:罢工期间关闭妓院、鸦片烟馆,收起赌摊,不制造抢劫案。同时,成功地争取了安源绅商在罢工期间充当工人俱乐部与当局之间的调停人。

经过周密计划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俱乐部在9月14日零时向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命令。按规定部署,路局火车房工人于14日2时率先罢工,停开当日的第一次列车,机务处工人当即拉响汽笛,发出罢工信号。3时,矿局工人截断矿井电线,使电车停顿,井下工人即知罢工已经开始,象潮水一般涌出矿井,高呼“罢工!罢工!”这时,总平巷井口人监守员将写有“罢工”二字的大白旗竖于井口上方,用木料将井口堵住,仅留一出口让井下工人出班,不准任何人下井。本应在4时进班的工人,接到罢工命令后,一律留在餐宿处,不再上班,也不外出。随后,路局各工作处和各车站,矿局的洗煤台、炼焦处、修理厂等地面各工作处,以及紫家冲分矿,均相继罢工。14日午前,除锅炉房、发电机、打风机和抽水机按原定计划照常开工或部分开工外,路矿两局1.3万余工人全面实行大罢工。

14日上午,俱乐部一面致函萍乡县知事公署和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致函路矿两局,陈述罢工理由和17项要求。告知:“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并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电报,宣布罢工。同时,向社会各界发表《罢工宣言调见本书附录)。为争取全国各界声援以壮大罢工斗争声势,当日将上述公函、电报和宣言寄往各地报馆,并陆续向报界报道罢工斗争的消息。长沙的《大公报》和《通俗日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北京崐的《晨报》和《时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陆续报道安源罢工消息。各地工团得知安源工人罢工,纷纷致函电声援。

俱乐部在发出罢工命令后,为着预防当局突然袭击,按既定部署将办事地点和各种重要文件转移,李立三由工人保护转至秘密地点,由刘少奇等在俱乐部机关应付一切。从14日清晨开始,工人监察队手执俱乐部的白色旗帜,在工厂附近和街市巡逻,维持秩序。工人侦探队四处秘密探听消息,及时向俱乐部报告。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1人到俱乐部联络。街市和工厂附近墙壁,到处张贴俱乐部布告和标语,写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俱乐部的命令胜过军令,工人唯俱乐部命令是从,遇有事故,即一呼百应。各工作处由工人监守员严密守护,须得有俱乐部所发准予通行证方准出入,以致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也不得不到俱乐部请求发给通行徽章。

罢工开始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要发生抢劫,天尚未黑,便纷纷停止营业,关上店门。晚上八、九点以后,街市既无行人,仅有工人监察队和军警巡逻。然而,社会秩序之好,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工人俱乐部纪律严明,也由于工人监察队和监守员的有力维持,以及争取洪帮的成功,赌博偷抢绝迹,烟馆妓院一律关闭,即使有少数社会闲散人员偶尔在街市赌博、只要工人监察队一到,便躲避不迭。工人万众一心所显示的威力和他们治理社会的卓越才能,使路矿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之惊奇和叹服,连戒严司令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

罢工一开始,路矿当局即请赣西镇守使署派兵镇压。9月14日午后1时,镇守使署所派军队,由:名团长带领到达安源,宣布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戒严司令部于矿局公事房,由赣军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矿局许以每人每天两块大洋为报偿,请军队占驻工人俱乐部机关,并驱散各工作处的工人监守员,强迫工人开工。当军队开到俱乐部机关时,有数千工人闻讯赶到,一面冒死冲进俱乐部,一面向士兵宣传,将军队挤走,军队到各工作处驱散监守员时,工人监守员在工人群众支持下至死不退。虽然有些工作处被军队把守,但罢工工人严格服从俱乐部命令,在住房稳坐,无一人自动上工。当局武力镇压罢工一着,终未奏效。

在请兵镇压的同时,矿局命总平巷总监工王鸿卿出面,串通少数与工头职员有亲谊关系的工人,许以入窿不做工照常给工资,借此破坏罢工。但当被拉拢的工人上工时,即遭俱乐部监守员和罢工工人严密堵截。有强行入窿者,以武力对付,对少数几个已经乘隙入窿者,则不准其出窿,任其在井下饿困,直到第二天,即9月15日,才由俱乐部下令放出,详加开导,令其悔改。此后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当局又企图用暗杀工人首领的手段来使罢工归于失败。由王鸿卿出面赏大洋600元,雇武术高手刺杀李立三。这一计谋虽极秘密,仍很快被工人侦知。对此,工人一面公开宣言:“若俱乐部主任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一面采取严密的措施保护俱乐部领导人,不许俱乐部领导者单独外出。偶尔外出有所接洽,不出20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直至俱乐部领导者得出,护送至安全地点才作罢。如此,当局的谋杀手段亦终于不能得逞。

在采取以上种种手段镇压和破坏罢工的同时,当局又提出“先开工后磋商条件”,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复工。一面争取软拖的办法,企图使罢工工人在饿困、疲惫中瓦解和就范。这种狡猾计谋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工人的齐心奋斗所粉碎。9月16日上午,当局和戒严司令以请工人代表去“商量解决办法”为名,邀约刘少奇去戒严司令部,武力胁迫刘少奇下令复工,刘少奇断然拒绝,并严词驳斥。各处工人闻讯,纷纷赶来保护刘少奇。数千工人将戒严司令部所在的矿局公事房团团围住,喧声如雷,高喊:“请俱乐部代表出来,有事请矿长、旅长到俱乐部去商量!”“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要打得路矿两局片甲不留,让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当局见状,终不敢加害刘少奇。这一武力胁迫复工的企图被粉碎后,当局终于被迫派全权代表与俱乐部谈判。9月17日下午4时,路矿两局全权代表与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开始谈判,地方商绅代表出席调停。经过激烈争辩谈判,直到18日凌晨2时才签订草约13条。18日上午,三方代表按草约正式签订协定。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9月18日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坪举行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李立三在会上宣读13条协定,发表演说,然后,1万余工人大游行,绕矿区一周,返回大操坪摄影后解散。当日,俱乐部发表《上工宣言》,路局工人当日复工,矿局工人次日早上4时起全部复工。

对于这次罢工及其胜利,刘少奇、朱少连在1923年8月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曾作如下评述:“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5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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