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业是上海近代工业中比较重要的传统产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1926-1931年工厂保持在100家左右,丝车数2万以上,工人达6万左右,仅次于棉纺业。行业工人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工作时间长达10-12小时,特别是大量女工、童工,在高温环境下从事又脏又累的超体力工作,遭受非人的待遇,因此缫丝业劳资关系始终紧张。1925年以后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缫丝业工人冲破资本家御用工会的控制,爆发了大罢工。从此,缫丝业每年都发生超过万人的大罢工,如1926年6月和1927年6月丝厂同盟罢工,1928年3月和6月由姜案引发的两次大罢工、8月北区丝厂女工罢工,1929年7、8月罢工,1930年7月同盟大罢工和1931年4月反减资罢工等。

劳资对抗激化的原因

1926至1931年缫丝业劳资冲突激化,大规模罢工持续不断,形成上海工人运动的独特风景线,综观这一时期劳资对抗的变化,除了工人改善经济待遇的强烈愿望外,还有两点原因:

1、资方疏于管理,劳资关系隔膜。缫丝业生产经营大致有3个特点:一、大多数厂商皆租厂缫丝,租赁契约平均仅订一年期限,厂名及经理姓名频繁变更;二、缫丝厂大多由一人发起多人凑集资本合股设立,股东中推举一人为经理或者另聘,各类职员皆由经理委派,其职务除监督工作之外,还负责招雇工人;三、缫丝厂普遍资本不过五万元,以二三万元者为最多,丝厂商往往以资本轻微,组厂容易,视缫丝业为投机生意。由于投资者侥幸获利的心理,厂家更换频繁,厂主不尽心经营,经理和职员也只注意自身饭碗得过且过,对工人不闻不问,劳资之间非常淡漠,资方既不关心工人,工人也难以与工厂产生感情。

2、缫丝业竞争剧烈,效益日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缫丝业发展由盛转衰的时期,由于国内战乱不已,消费水平低,华丝主要依赖出口,而日本丝业发展迅速,占据国际市场的主要份额,日丝与华丝之比为10∶1∶1。因为政府无能,关税不能自主,在对外贸易中厂商只能各自为战,风险极大,整个行业处于举步为艰的局面。1927年各国蚕丝丰收,供过于求,丝价大跌,华丝深受影响,”上海厂丝市价由年初之一千三百六七十两左右,到年底跌至九百两左右”。1929年国内蚕茧歉收价格高昂,同时海外各国因天气奇冷,呢绒畅销,丝绸无人过问,又加上日金解禁,日丝步跌,华丝市价遂亦一再下降,厂方亏本每包几达二三百两,”查全沪丝厂一百零四家现计停工者已达七十几家,尚有三十余家,亦预备将期丝缫解清讫后,于本月内一律停机,闻其中濒于破产者,为数已不少,情形危急间数十年来未有之现象也。”1930年因美国银根奇紧,丝销呆滞,”日丝意丝无不大受影响,华丝自难逃例外,八月底九月初已有半数停厂,11月1日全部丝厂一百零六家一律停机。”由于丝厂低御外来风险能力薄弱,丝市动荡叵测,资方在丝价良好的情况下连续大幅度加薪造成工价高昂,一旦风云突变,丝价一落千丈,为了降低成本转嫁风险,资方遂采取解雇减薪手段,导致停产罢工不断发生。

劳资对抗的过程及特点

这一时期劳资对抗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26-1928年劳方主动出击,处于强势地位,资方步步退却,无力抗拒。据上海社会局1928年统计,丝厂工会达103个,会员25641个,说明当时丝厂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工人斗争亦获得相当成果。例如,1926、1927年两次大罢工迫使资方大幅度提高工资,常车每日工资由0.42元增加至0.58元,同时在劳资调解会的协调下,丝厂工会与资方达成了丝厂职工待遇条件的条款,为缫丝业工人提供了基本保障。资方面对迅速高涨的工人罢工,只能以妥协和让步来维持丝厂正常运转。1929-1931年资方态度由弱变硬,劳方逐渐处于被动地位。从1928年起,在行业危机和经营压力下丝厂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大量丝厂停业工人失业,资方借此要求工人减薪。鉴于僧多粥少的社会现实,大部分工人被迫答应减薪。从此,缫丝业工人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纵观这一时期劳资对抗关系主要表现出4个特点:

1、罢工的突然性和破坏性。突然性是指它并没有象一般劳资争议那样有沟通和交涉阶段,而直接采用激烈手段,使资方措手不及无从防御。如1927年6月初,出现了零星的罢工,资方已预感到形势不妙,先加薪一成,以求缓和局势,但还是无法避免大规模罢工的发生。由于丝厂管理不善环境恶劣,工人文化程度低,社会意识淡漠,容易直接采取带有发泄心理的行为方式。如1926年《社会月刊》形容当时的罢工:“泰来厂门前立有数十人,不肯上工,若有所待,当经再四劝导,置诸不理,忽有路上远来男女数十人,亦至厂前,一声喊叫,迫令先经入厂各女工,已有八成之六,一律拥出,遂即动手乱打,重复入厂,至工作处,将丝茧倾倒满地,凡有缫丝应用物件,打毁殆尽,随即至同一宅内,久泰厂捣毁无遗,扬长至元元厂,先至车间,打毁器具,继将丝茧倒地乱踏,复至职员卧室,抢劫床帐被褥衣服,甚至皮鞋脸巾一并搜去,随即至久康厂,适有造屋之工棚,夺取匠人劈斧六把,竟将大门劈开一洞,拖一年幼女工入门开工,然后大众入内,凡有门窗器具,均用斧头乱劈,敲碎窗上玻璃,即以碎片划断车上之丝,挟人衣袋。”这种行动主义和暴力行为所造成的破坏性足以震慑资方。

2、工会组织作用薄弱。自国民政府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就成为劳资对抗中劳方的代表,但是在缫丝业几次劳资对抗的大罢工中,工会都难以起到领导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一、工人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受地域及帮派影响较大,工人内部分裂,组织分散,缺乏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者,难以统帅全体工人;二、劳资关系对立,解决矛盾的合法途径没有建立,自1926年资方御用工会被推翻以后,资方视工会如洪水猛兽,双方水火不容,加上劳资双方流动性大,工会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并实现工人要求;三、工人自发行动习惯也限制了工会合法手段的运用,但是由于工会具有帮派无法比拟的组织动员作用,所以争夺工会领导权,把持工会的现象层出不穷。如1929年罢工,有女工告发“东区女工会中完全是一个书记卢虚生把持,他早晓得虹口方面有钱可捞的,平时常常煽惑女工发生风潮,想于中取利,又见虹口工友有二万多人,每人收会费贰角一个月可得二三千元,所以他一方面诱惑工友说向厂方提条件,替工人谋利益,有许多没知识的工友听了甘言蜜语就听他指挥了。”(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208),显然,这样的工会不能合理地引导工人对抗资方,自然也难当领导重任。

3、劳资双方对于劳资调解的态度与当时一般劳资案件表现方式迥异。一般劳资调解中资方都采用拖延战术,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实行不合作,而劳方则十分配合,提供资方不利证据,主动降低条件,甚至采用静坐、绝食和包围等非暴力方式。双方态度不同,但无不各施绝招,无所不用其能。在缫丝业劳资对抗中,资方态度相当积极,主动和官府沟通配合,劳方却是观望等待。这种表现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新茧上市之时若不及时开工缫丝,就意味着损失和风险,对于资本小、各自为战的资方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另一方面资方力量不足,复工必须得到官府保护,再加上丝业穷途末路,急需政府救济,只能主动配合。所以,缫丝业劳资对抗中往往出现官府拉着资方到处寻找劳方代表的现象。从根本上讲,一般劳资纠纷主要因经济问题,劳方要求加薪提高待遇,资方则避之不及,缫丝业劳资对抗的动因和目标虽然也是经济要求,但是对资方而言,它所更不能承受的是劳方的行动方式和过程。

4、劳方在过程中的强势并未转化为结果的优势。1926-1931年缫丝业劳资对抗在规模和声势上是突出的,但占据主动的工人获得的结果却是有限的。当时国民政府对激烈的劳资对抗作了限制,规定罢工只有在劳资磋商调解无效后才允许,而打厂更为非法。这样,就把发动罢工的一方排斥于劳资调解的对象之外。1927年、1929年罢工因被视为有人煽惑,最终由女管车工作为代表出席调解会,结果女工代表只提工作时间可否减少半小时、星期赏和罢工工资可否照给等一些小问题,资方稍作让步,罢工就得以“和平”解决,劳资冲突对象在调解中显然错位。1927年以后总工会被取缔,工人各自为战,处于社会底层的缫丝业工人维持了相对原始的斗争状态,以习惯和自我意识与资方展开斗争,这在合法和公开的环境中更显得格格不入,其结果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政府和劳资关系

劳方强大却分裂无序,资方疲软但攻守不紊是这一时期缫丝业劳资关系持久而混乱的关键。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混乱局面得到部分控制,但工潮没有消弭,这和政府的劳资政策有关。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相当关注劳资问题,通过立法建立起劳资解决的合法程序,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法规,如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上海特别市劳资调节暂行条例、劳资争议处理法等,试图改变劳资关系中非法而无序的对抗,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劳资解决机制,建立劳资调解及仲裁委员会等劳资团体,主动介入劳资纠纷、解决劳资问题。从缫丝业来看,最明显的成果就是劳资对抗中的暴力行为得到控制,类似1926年工人大暴动的场景基本消失。另外,政府在介入调解过程中也逐渐找到解决罢工的捷径,通过女管车工这一有影响力的阶层解决罢工问题。女管车工类似于工头,与工人有地缘或血缘联系,又部分承担了管理者职责,有一定的威信,又因本身工资相对较高态度温和,易与资方沟通,所以几次罢工最终由她们引导女工复工。同时,政府介入也使劳资对立有所减弱,劳资对话有所增加,如1928年姜案后期资方同意女工会提出罢工工资及礼拜赏,而1930年女工会也接受资方提出工资八折的要求。总之,政府介入对于控制劳资对抗的激烈程度,逐渐引导合法对话机制的出现,迅速解决劳资纠纷,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这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

但是政府介入作用仅限于控制工潮,还无法防止这一时期罢工的一再发生,这与政府的劳资理念有关。国民政府劳资理论以发展生产劳资合作为基础,以做大蛋糕公平分配为理念,认为中国落后贫穷,只有增加生产,工人生计才能充裕。只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曙光难现,蛋糕反有变小趋势,劳资对抗依然激烈。同时,缫丝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经济要求自然觉醒,劳方主动出击的趋势已经形成,劳资合作观念在工人中影响有限,缺乏社会基础。面对连绵不断的罢工,政府除了强化劳资解决机制,再就是限制劳资组织的作用,阻挠总工会成立,禁止公共事业罢工,把劳资关系控制在低层次的对抗状态。结果,在缫丝业的劳资关系中,政府更象消防队的救火员,疲于应付星星之火,劳资对抗依然在持续。

本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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