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民国23年(1934年)冬,国民党中从事劳工运动的陆京士、陶百川(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等人以“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劳协),企图成为联合各地工会的“中心力量”。民国24年(1935年)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小南门梅家弄会所召开大会正式成立。

该会在《工作纲领》中公开声称:“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劳动运动之最高原则,一方面消极的消灭阶级斗争思想;一方面积极地倡导劳资协调精神,以期努力于生产事业及劳工福利之建设,谋本党劳工政策之实施。”并“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指出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排除残酷的虚伪的普罗鼓吹”。该会作为劳工文化团体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

抗日战争爆发后,劳协总部于民国27年(1938年)2月迁至汉口;8月迁至重庆;次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劳协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

 

本文摘自《上海工运志》 作者:《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与工运方针,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国民党的劳工政策,是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民国13年(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政策,并实行国共合作。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全力助其开展”;并在政纲中规定:“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同年11月,孙中山拟定并经国民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承认工人有权组织工会,有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

民国15年(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工人运动决议案》,肯定了国民党一大的工运主张,进一步明确“对于各种工人运动,均须切实努力参加之”,并提出改良工人状况的11条主张,包括“制定劳动法”、“主张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最低工资之制定”等,重申工人有集会、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一大、二大的工运主张得到实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力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了上海工运的发展,使之成为大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民党右派于民国13年(1924年)3月支持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排斥共产党,企图控制上海工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抛弃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代之以压迫工农、镇压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工人领袖被捕杀,革命工会遭取缔。国民党政权的劳工政策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力图把劳工运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使其成为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在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的《民众训练计划大纲》、《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一系列法规方案,规定人民团体必须接受国民党指挥,经当地国民党党部批准方可成立;不得成立县市以上地方总工会;工会一切会议须得国民党党部之许可并在党部指导下召开;严格限制以至禁止罢工,等等。国民党政府对劳工运动的镇压和控制,遭到工人普遍反对,即使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亦对其劳工政策表示不满,国民党不得不对劳工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如准许县市成立总工会,放宽对工会建立时人数的限制等,但镇压劳工运动的方针没有变。抗日战争时期,规定“非常时期不得以任何理由宣言罢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紧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控制。民国35年(1946年)5月29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为镇压上海工潮宣布5条处理方针:(1)不准罢工怠工;(2)严办鼓动工潮者;(3)在罢工怠工期间不发工资;(4)严办鼓动工潮而抽收佣金者;(5)劳工应守纪律。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和人民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下令严禁集会、结社、游行、请愿,加强特务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直至其最后覆灭。

国民党控制上海工运的机构

民国13年(1924年)1月~16年(1927年)7月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设工人部,部长先后由廖仲恺、胡汉民担任,秘书为中共党员冯菊坡。国民党领导上海工运的机构为上海执行部,执行部的工农部长为于右任,秘书为邵力子,干事为邓中夏、王仲一,办事员为王荷波、刘伯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中央的劳工运动领导机构先后为:中央工人部,戴季陶为部长;中央训练部,戴季陶为部长;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陈公博为主任;中央民众训练部,周佛海为部长。国民政府主管劳工行政的机构是:劳工局,马超俊为局长;工商部劳工司,朱懋澄、严庄为司长;实业部劳工司,严庄、李平衡、唐健飞为司长。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上海控制工运的机构是上海市党部、市社会局,潘公展、麦朝枢、吴醒亚先后任社会局长。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先后在上海成立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工统会)、工人总会(工总会)、工会整理委员会(工整会),作为控制工人运动的工具。民国20年(1931年)12月,在国民党市党部支持下成立上海市总工会。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领导劳工运动的机构是社会部,部长先后为陈立夫、谷正纲。在上海的领导机构是上海市党部、社会局。上海沦陷时,国民党机构包括上海市总工会,都撤往内地,只有少数骨干留在上海组成上海市工团,后被日军破获,旋即解体。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大决定设立农工部作为劳工运动的领导机构,马超俊任部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社会部京沪办事处特派员陆京士等兼程来上海争夺工运阵地,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即筹备委员会),规定组织工会必须按国民党制定的法令、程序,经过市社会局的审核批准、市总工会的同意认可,并派驻督导员、指导员、书记等国民党官员,加以具体控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海工运的控制,国民党还建立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工福会),内部名称为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陆京士任主任。在工福会下成立护工队,在工人中进行特务活动,作为镇压工运的打手。

随着解放战争迫近上海,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再下令,工厂、交通事业的职工“不得藉词擅自罢工,聚众要挟”,凡“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等事一律禁止”,“如有不服从治安机关之命令,肆意破坏治安者依军法就地枪决”。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会同国民党市党部、警察局、社会局、工福会等成立工运委员会,作为统管上海工运的最高机关。并确定实施战时工运方针,以“消弭工潮”;侦察逮捕“反动分子”;加紧反共宣传工作;健全工会,组训、甄别、考核各级干部;加强护工队组织等5项任务。但是这一切未及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市区,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获得解放。

国民党控制、影响的工会、团体

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和各工会

被查封,转入地下。国民党为控制上海工人运动,先后建立了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工统会)、工人总会(工总会)、工会整理委员会(工整会)。这些组织由于内部派系矛盾,勾心斗角,外部背离群众,遭到职工群众反对,很快相继解体。这时,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在上海工运中有较大影响的七大工会活跃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在国民党的压力、分化下,不久就停止了活动。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策划、支持下,上海市总工会在民国20年(1931年)成立,到民国23年(1934年)取得正式的合法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市总工会在工人中间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市总工会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一边,充当国民党分裂、破坏上海工人运动的工具。民国35年(1946年)成立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工福会)以及护工队,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控制和镇压。民国24年(193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劳动协会,抗战开始后总部迁往重庆,逐步转向进步,积极参加民主爱国运动,最后同国民党决裂。在旧上海,帮会势力对工人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帮会与上海工人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种特殊现象。对帮会问题及上海沦陷时期伪工会,本篇列有附记。

工统会

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工统会)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演变而来的。民国16年(1927年)4月3日,国民党右派为了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相抗衡,指派董福开、张伯岐等人组织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四一二当天,在强行解散上海总工会的同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秉承总指挥白崇禧的意旨签署命令,将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改名为上海工联总会专员委员会,并任命董福开、袁逸波、费公侠等14人为专员,由董福开任主席。

4月13日下午,上海工联总会专员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称:“上海总工会、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等名义,自四月十二日起,一律取消”;“推选执行委员5人,常务委员3人,负责办理一切进行事宜”;“通告前总工会所属各工会,着即日前来报告登记,以资改组”;“通告各区工会转饬工人等于即日起一律复工,静候解决”。同日下午,当军队占领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时,上海工联总会的大批流氓同时前来,将上总工作人员驱赶出会所。上海工联总会全体专员即在被霸占的原上海总工会会所宣誓就职,并在此办公。

由于上海工联总会.即是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的化身,名称相似,而后者在工人中臭名昭著,东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又于4月14日发出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改称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工统会),并规定上海各工会均由该会指导重新登记。同日,工统会发出第一号启示,声明:本会奉东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命令,改组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业于.4月13日改组就绪;自即日起,所有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等名义一概取消。

工统会是靠国民党军队支撑起来的,它的经费也由军队拨给。它倚仗军方势力,自封为“上海工会最高机关,负改造指导各工会之完全责任”。

工统会在闸北湖州会馆总工会原址设立办公处。工统会成立时,设有组织部、宣传部、调查部、总务部、调解部、交际部、会计部和秘书处。此外,还设有护工部,由淞沪卫戍司令部派军队驻守,“专司工厂发生工潮时保护之责”,即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5月18日,国民党通过“清党”决议后,工统会即于5月19日召开第10次全体会议,成立“清党委员会”,进一步清除工会组织中的共产党人。8月4日,工统会决定聘请陈群为该会委员长。后因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陈群于8月17日发表通电,声明辞去工统会委员长之职。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改组工统会,留组织、宣传两部及秘书处;中央工人部设驻沪办事处为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之唯一机关,并指派陈群、谌小岑、李蔚唐为办事处委员。此后,工统会常务委员会一度改称为“特定委员会”。8月22日又恢复常务委员会的名称,并推举周贯虹任常务委员会主席。11月15日,淞沪卫戍司令部发布通告,宣布因工统会一些委员相继辞职,增派黄介民、梁绍文、张田民、李载民4人为工统会委员。

在工统会遭到广大工人反对的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争夺上海工运领导权方面,与以桂系军阀为靠山的工统会的矛盾也日益发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暗中筹建上海工人总会(工总会),派出党徒四出活动,拉拢工人反对工统会,使工统会所属的工会组织日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工统会也派出大批指导员到各工厂活动,反对工总会,并派出代表分赴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通等地活动,于民国16年(1927年)11月7日,成立了“沪锡苏常镇通各工会驻沪联合办事处筹备处”,由周贯虹为主任。他们还在沪南、沪北、沪西、浦东、吴淞、租界成立7个区的区联工会。并于12月18日,召开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旋即成立上海市各工会代表联合办事处,继续与工总会抗衡。

民国17年(1928年)5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工统会和工总会同时停止活动,工统会遂告解体。

工总会

上海工人总会(工总会)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操纵的组织。民国16年(1927年)4月,国民党桂系军阀控制的工统会成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长周致远便开始策划筹建上海工人总会,并制定了《反对工统会宣传大纲》,竭力挖工统会的墙脚。他派张君毅等党徒四出串联,策动一些工会反对工统会。此事被工统会的靠山陈群发觉后,给张君毅套上“共产”的帽子,将他逮捕枪毙。从此双方矛盾日益加深。

同年11月17日,上海30多个工会代表120余人,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讨论声援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斗争。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策动下,将会议改为工人代表大会,商讨成立上海工人总会事宜,并推举商务印书馆工会代表郭晴钊为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大会决议:由到会团体联名,发起建立上海工人总会,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最高组织,并推举商务印书馆工会、南洋烟厂工会、报界工会、英美烟厂工会、邮务工会等21个工会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11月18日下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工人总会问题,并决定承认该会为临时主持上海工人运动的机关,并派潘宜之、周致远、谌小岑、李石曾、潘公展等15人为临时指导委员会委员,谌小岑为秘书长。11月19日在工人总会第三次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参加临时执行委员会各工会团体负责人的名单(原来都是以团体名义参加的),他们是章逸秋、陆宏淡、郭晴钊、彭学文、陆京士等21人,确定丁昌言、钱赞廷、郭晴钊、董仁贵、顾若峰、陆京士等8人为临时常务委员。

上海工人总会的最高机关为上海各工会代表大会,执行机构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临时执行委员会下分设组织、调查、宣传、书记、经济、纠察、救济7个部,并设立工人教育和罢工两个委员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派组成指导委员会,负指导责任。工总会在本质上同工统会一样,是国民党用以控制、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御用工具。当国民党政府下令停止民众运动,禁止工人罢工时,工总会紧跟着发出《制止罢工的通告》,严令各工会“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均需顾全人心大局,屈为忍受,不得宣告罢工或怠工等事”,并威胁如发生此项事态,定以反动论处。同时声称“对共产党严密防范,尽力检举,以期迅速扑灭”。

民国17年(1928年)4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统一指导上海工人运动。4月28日,工总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全体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宣告自动结束。

工整会

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工整会)是国民党当局为了解决工统会和工总会争夺上海工会领导权的矛盾,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控制而成立的。

民国17年(1928年)4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组织条》,声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整理上海各业工会,并促成其组织之统一与健全起见,特设立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市党部周致远、刘云、庞镜塘、黄光斗、翁光辉、郭晴钊、陈彬7人组成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后又增补张廷灏、贾伯涛两人为委员。当年5月15日,工整会正式开始办公,地点仍在闸北湖州会馆工统会原址。其经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拨给。

5月22日,工整会发表《工整会告八十万工友》书,宣称“本会的性质系暂时的,过渡的,中央任命的期限为三个月,我们希望能够在此三个月内,指出每个工会过去的错误,改组为严密的、健全的新的工会,成为能够防御外来的袭击和抵制反动的诱惑的工会”。工整会在5月7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下设立总务、指导、登记、调查4科,各科主任由委员兼任。工整会还先后出版《劳工画报》和《上海工声》。

工整会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界及工统会、工总会代表组成的大杂烩。该会成立后,内部矛盾尖锐,困难重重,于民国17年(1928年)10月宣告结束。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务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发表通告,声明“中央命令着将工整会会务由本会办理”。11月13日,党务委员会和市社会局联合通告:“本委员会奉令接收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业已竣事。”

七大工会

七大工会是七个工会的联合体。这七个工会是:英美烟草工会,南洋烟草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邮务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界工会,华商电气工会。

英美烟草工会民国9年(1920年)7月,英美烟草公司400余工人为改善待遇等举行罢工,斗争坚持一个月,取得胜利。这次斗争实践,激发了工人们组织起来保障自身利益的要求和决心。后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帮助下,发起组织上海烟草工人会。民国10年(1921年)8月,烟草工人会正式成立,入会者达400余人,刘凤臣、张子根为正副会长。该工会的章程规定:工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共同幸福”为宗旨。在此基础上于民国14年(1925年)6月成立英美烟草工会。民国17年(1928年)1月29日,英美烟草工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改组大会,推选顾石峰、陈培德、李光先等34人为委员。次日,委员会会议选举顾石峰、陈培德、李光先等7人为常委,魏云春、潘明德等18人为执行委员。

南洋烟草公司工会民国11年(1922年)12月1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高级职员借助工人力量,发动组织上海烟草工会。工人曾为要求资方承认工会等举行罢工。资方在承认工会的同时,与高级职员密谋,改工会为职工同志会,由高级职员操纵,使之成为为资方服务的工具。该会会长为邝公耀。民国16年(1927年)6月8日,上海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召开改组大会,改名南洋烟草公司工会,大会选举裘来富、邱崇义、李昌、梁正加等17人为委员。

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成立于民国14年(1925年)6月21日,王景云、徐洪生等21人为工会执行委员。次年1月1日,改选产生第二届工会执行委员会,王云、徐洪生等28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4日,改选产生第三届工会执行委员会,推选王景云、徐辉祖、蒋中全、王昌源等13人为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民国16年(1927年)5月18日改选产生第四届工会执行委员会,谭焕祥、郭晴钊、樊国人、王昌源、葛鹤才等15人为执行委员。次年4月21日,改选成立第五届工会执行委员会,赵作霖、樊国人、冯积芳、李昌鉴、葛鹤才、郭晴钊等15人为执行委员。

邮务工会民国14年(192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邮务工会成立。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派原邮局邮务员凌其翰和邮局的黄小村、钱丽生组成上海邮务工会整理委员会,对邮务工会进行改组,并派出联络员去各个基层。同年5月3日,邮务工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改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时执行委员17人,候补委员5人,临时监察委员7人。会后立即赴闸北接收邮务工会会所,并发表《上海邮务工会改组成立启示》。9月23日,邮务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张一道、沈天生等17人为执行委员,潘家骅、宋昆山等7人为监察委员。民国17年(1928年)2月10日,上海邮务工会召开第三次组长联席会议,选举陆京士、张一道、张克昌、沈天生等11人为邮务工会第五届执行委员,居云鹏、张财宝、沈亚祥3人为监察委员。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于民国14年(1925年)9月1日成立。第一届工会执行委员会,由廖陈云(陈云)、章郁庵、徐新之、唐文光、恽雨棠、谢德生等11人组成,李兰阶、陈华祥、张慕良等3人为监察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发行所工会于民国16年(1927年)6月28日改组,成立第三届工会执行委员会,选举卢章豹、后大椿、张敏逊等9人为执行委员。同年12月23日,改选成立第四届工会执行委员会,选举李辅臣、周志澄、沈士芳、后大椿等9人为执行委员。民国17年(1928年)11月22日,改选成立第五届工会执行委员会,选举林培根、后大椿、马卫群等9人为执行委员。后又选朱耀奎等3人为监察委员。

报界工会报界工会成立于民国14年(1925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工统会控制下进行了改组。民国16年(1927年)5月27日,改组后的上海报界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费曼倩、陈庆荣、唐海泉、吴舜卿等11人为执行委员,张金生、缪盛昌、叶少卿等5人为候补委员,并互选陈庆荣、费曼倩、唐海泉为常务委员。次年1月1日,上海报界工会召开各报馆全体会员大会,选举陈兆瑞、唐海泉、董仁贵等为执行委员,产生了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华商电气工会华商电气工会成立于民国16年(1927年)二三月间,会址在南市普益堂。次年4月15日,工会举行全体大会,选举朱汉鹤、周光荣、汤俊生等11人为执行委员。

上述七个工会多数成立较早,有斗争历史,在全市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强行解散上海总工会,相继成立了工统会、工总会,力图控制上海工人运动。可是这些组织包括后来起而代之的工整会,都因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对立,在工人中毫无威信,遭到工人群众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大革命失败后重新改组成立的这七个工会,便利用各自的影响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

七大工会形成于民国17年(1928年)3月初。促成七个工会联合起来,以七大工会名义开展活动的直接原因,是同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取消工农团体停止民众运动,浙江省政府随即封闭工会。在此情况下,七大工会及其他一些工会的代表在商务印书馆连续举行会议,就如何应付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决定商量对策。经过讨论,确定两项办法:第一,由七大工会联合发表一项声明;第二,由七大工会推派代表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从速确定民运方针,确定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反对上海工统会,保障劳工团体。3月5日,由七大工会署名的声明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声明指出:“上海一隅,为工人集中之”,“遽行取消其组织,则工人散漫,资方必乘机压迫,工人所受压迫力愈大,则反抗力愈高”,“如何发展及改善其组织,使上海八十万工人如江河崇海,不致铁轨逾衡”。3月5日七大工会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七大工会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联合请愿活动,标志着七大工会作为一种松散的工会联合体正式形成。

七大工会不是正式的团体名称,只是一种口头称呼和对外发表声明,表明共同态度和立场的一种署名。七大工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一般工会所有的各种章程、规约和其他文件,相互之间没有政治上、组织纪律方面的约束。各个工会具有同等的权利,平均分担所需的活动经费。

七大工会的联合活动只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由于国民党加强压力、分化,加上内部的矛盾、分歧,到民国17年(1928年)10月以后就不再有七个工会的联合行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被打入地下,国民党控制的组织又失去民心的历史条件下,七大工会应运而起。七大工会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发表的宣言时有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同时又不满国民党压制工人运动,表达工人群众的抗日要求和保障生活的愿望。

七大工会的活动方式,即由七个工会各自推派代表组成联席会议(会议地点和会议的召集人由各工会轮流担任),讨论决定有关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的重大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联席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提出的主张,准备采取的行动,最终都要得到各自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七大工会主要活动有:民国17年(1928年)4月1日,设在上海的各省商会联合总事务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要求修改劳资仲裁条例草案,赋予资本家以自由解雇工人的权力。对此,七大工会于4月15日发表《对各省商联会希图自言进退职工的驳斥宣言》,指出:“该项条例修订最荒谬者,一则罢工期内,资方得任用职员,再则曰资方得自由解雇,自由聘用雇员。果如是言,则劳资双方调节条例,尽可由各省商联会用非常手段宣布取消,何必纡曲其方法,而以改订出之。”

同年4月21日,七大工会发表《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用意,在维持及掠夺在中国北方之利益,而卵翼其工具之中国军阀,悍然派兵蹂躏吾土,以与全国全民众挑战。消息传来,发指眦裂,深望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严重抗议,并希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积极抗日,为政府之后盾。”“上海工人愿操戈负弩,万死不辞。”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七大工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日本之横行出兵山东,已属藐视公法,乃竟又恣意屠杀,侮辱国体,可谓已极。”“务请我政府应速取断然手段,为自卫之应付。属会等誓愿牺牲一切,以作后盾。”5月6日,七大工会发表《对日宣言》,宣告:“我们誓愿联合了全上海的工人,牺牲其一切,以赴国难。”5月8日,在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召开工界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工界对日外交后援会。大会又通电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向日本严重交涉,即日恢复民众运动,外交公开,组织工人训练团。

同年7月,上海熟货业工人为反对资方无理开除职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举行长达41天的罢工斗争。在这次斗争期间,七大工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援助事宜。8月4日,还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市政府调解劳资纠纷。这次罢工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同年8月10日,七大工会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呈文,建议规定工人最低限度之薪金,提高工人生活,规定八小时工作制;颁布正式劳动法,保障工人团体;筹备工人教育,开办劳工学校,提高工人知识;救济失业工人,并设立职业介绍所;创办劳动保险,开设工人医院,开展正当娱乐;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苛捐杂税,停止国内战争,实行总理(孙中山)实业计划。

上海市总工会

民国18年(1929年)5月1日,邮务工会陆京士等人在南市召开工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组织上海市总工会。国民党市党部于同年8月28日决定成立上海市总

工会筹备委员会,委任市党部的陈君毅等3人,邮务、华成烟厂等工会的陆京士、汤俊生、周学湘等15人为筹备委员,陆京士等3人为常务委员,并指定潘公展等6人为指导委员。9月10日,筹备委员会在市党部举行就职仪式,正式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筹备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和筹备委员每人每月50元的车马费,全由市党部拨给,其主要职责是:受市党部的委托,整理全市各工会,筹备召开全市工会代表大会,办理工会登记事宜。筹委会成立还不到2个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工会法》,规定不得成立地区性跨行业的总工会。拟议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将成为非法组织,筹委会只得于民国19年(1930年)7月2日宣布解散。但其骨干分子,仍在市党部的支持下,按行业组织了一批工会联合会,继续控制着大部分工会。

民国20年(1931年)12月19日,邮务工会陆京士、朱学范等在杜月笙的支持下,召集60多个工会在闸北邮务工会会所举行全市工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推李永祥、朱学范、周学湘等40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同日,浦东英美烟厂工会的陈培德、商务印书馆工会的后大椿在黄金荣的支持下,召集另一部分工会在南市华商电气工会会所举行全市工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推后大椿、陈培德等3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两个总工会互相对立,冲突时起,以至大打出手。后经过各方调停,双方执、监委40多人于同年12月31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双方合而为一个总工会。会议推举了12名常务执行委员和常务监察委员。民国22年(1933年)1月22日举行第二届全市工界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上海市总工会。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工会法》,不得成立地方总工会。因此,市总工会要求国民政府休混淆视听,嫁祸中国共产党。民国37年(1948年)2月2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包围申新九厂罢工工人,市总工会也派人前去,向工人喊话劝降。军警在装甲车掩护下冲入厂区,造成申九惨案。市总工会配合这次血腥镇压,发表告各工会书,要求严防所谓“奸徒潜入工会、工厂,如有发现,应即通知治安机关查究”。同年3月,国民党在上海成立特种刑事法庭,逮捕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等人。市总工会表示拥护当局的镇压活动,同时发出通告,胁迫进步职工“反悔自首”。同年9月,国民党当局悍然杀害王孝和。市总工会即发起成立“上海市工人反共戡乱委员会”,发表文告,诬蔑共产党“出卖国家民族”,号召“彻底检查”各厂共产党员。该委员会还强迫全市工人缴纳一天工资,“慰劳”淮海前线国民党军队。

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

民国34年(1945年)10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中统、军统、警备司令部、三青团等也分别在工厂中进行活动,以扩展各自的势力。国民党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为了控制全市工运,以“统一指导工运,并在各该工会建立党团组织,以资运用”为由,经社会部决定,由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会同陆京士,组建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于民国35年(1946年)6月正式成立,由吴开先任书记,陆京士任副书记。委员人选中包括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市总工会、中统、军统的代表,并保留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的委员名额。该会声称:“本会成立为上海工运之最高决策指导机构,凡一切指导原则,对奸党斗争之策略,各区各业工会领导人选之决定,工人组训之指示及其他重要问题,均由本会决定,藉以统一指挥,团结力量,并为掩护工作方便,对外则称为工人福利委员会。”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工福会),是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对外公开名称,其经费列入社会局预算。

工福会打着“辅导劳工,推进福利设施,协调劳资关系,安定生产秩序”的旗号,实际上专事破坏工人运动,在工人中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在民国35年(1946年)9月一份报告中称:“鉴以消弭工潮决非武力所可恃,反适足堕共产之阴谋,必致如火加油愈演愈烈。其唯一釜底抽薪办法,厥为以组织对付组织,方克有济。”

工福会的委员有陆京士、赵班斧等61人。陆京士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先后为赵班斧、周学湘、水祥云、范才骥。总干事先后为陆克明、叶定、范才?、孙方;副总干事先后为叶定、范才?、周幼襄、孙方、严?贤。工福会分一、二、三级干部。一级干部一般为工福会委员,部分产业工会和大厂工会理事长及工会指导员,发手枪和特别通行证,每月发津贴,约有200人;二级干部一般为大厂工会理事长,有近1000人,后由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又发展了一批二级干部;三级干部一般为护工队队长、小厂工会理事长,人数更多,无确切统计。工福会设五个工作组:指导组组长先后是刘瑞隆、狄介先、孙方、顾力军;调查组组长先后是周幼嚷、杨德安;护工组组长李信(该组于民国37年秋撤销);福利组组长刘瑞隆(该组于民国37年秋撤销);总务组组长先后是平天鹤、赵云昭。

工福会成立后,内部各派系为扩展各自的势力而明争暗斗。吴开先、陆京士等决定在各区建立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办事处,以调和内部矛盾。指派范才骏为沪东办事处主任,顾力军、黄悦祥为副主任;陆荫初为沪西办事处主任,章祝三、陈伯良、吴健先后为副主任;沈鼎为沪北办事处主任,徐嘉麟、陈曦为副主任;龙沛云为沪中办事处主任,孙方、魏镛先后为副主任;叶翔皋为沪南办事处主任;刘履中为吴淞办事处主任;游雪生为浦东办事处主任。各区办事处建立后,派系之间的斗争并未缓解,特别是当时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各区办事处难以对付。民国35年(1946年)秋决定撤销各区办事处,把块块改为条条,将全市300余个工会按行业划分为24个领导小组,由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成员分头担任各行业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实际上是负责人),并为各领导小组配备了“协助人”、“联络员”和“指导员”,以便加强对各工会的控制,并分散各派的力量。如公用事业领导小组的召集人是水祥云,梁永章和周云江协助之,有指导员17人,一级干部51人。棉纺业领导小组召集人是范才?,章祝三协助,下分东区和西区,有指导员35人,一级干部38人。

民国35年(1946年)7月6日,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书记吴开先,以“防止共产活动,保护工厂生产,协助军警维持社会治安”为由,在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组建“上海护工总队”,并称这“在必要时,既可以正当防卫,予异党以有力的打击,实为目前急切需要的措施”。当月,在工福会下即组成了护工总队。

护工总队由陆京士任总队长,下设19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区队、分队;此外还设直属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和直属区队各一个,共有队员9000余人,并配有一部分短枪等武器。其组织形式以厂为单位,500人以下的工厂设一分队,500人以上者依人数之多少比例增设。每个分队设队长一人,队副一人,队员14人。每三个分队成立一中队,每五个中队成立一大队。护工总队队部,分设总务、组织行动、训练、宣传和交通侦查四个组,分管各项事务。

工福会和护工队作为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是国民党破坏、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

一、举办训练班,发展势力

工福会举办过三期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规定工福会干部分批受训,进行政治训导和军事特工训练。训练班由水祥云、雷培隆任正副教育长,名义上隶属社会局,实际上由陆京士直接控制。前后调集各工会理、监事2000余人受训,结业后均为工福会二级干部。工福会还硬生规定,凡各级工会干部都必须参加工福会,凡工福会二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参加国民党。他们还制定了在沪东、沪西工人中发展1万名国民党员的计划,要求各厂突击强迫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区分部,以加强控制,打击进步力量。

二、充当打手,镇压工人运动

民国36年(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成立大会时,工福会出动护工队,手持凶器,进行破坏,当场将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毒打致死,打成重伤的10余人,制造了二九惨案。当年国民党宣布“戡乱”后,工福会炮制黑名单,配合国民党特务机构、军警机关通缉、逮捕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等进步工会干部。在民国37年(1948年)2月申新九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工福会配合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当年秋,又在邮局炮制黑名单,逮捕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职工。

三、参与组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

民国38年(1949年)初,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为“配合保卫上海军事上需要”,筹组工运委员会,工福会同国民党市党部、警察局、社会局参与筹建及建立后的活动。工运委员会规定的任务是:“切实掌握工运领导,消弭工潮,防止煽动、捣乱、破坏”;“侦查逮捕反动分子”;“甄别考核各级工会干部”;“加强护工队组织”等项。该会隶属于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对外仍用工人福利委员会名义,由陆京士任主任委员。工福会还派人员参加该委员会的“执行小组”。执行小组设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内,每周举行两次会议,交换情报,决定行动。同时决定加强护工队装备,补充武器弹药、通讯器材;组织护工常备队,强化突击、爆破、消防、交通、通讯等技术训练;设立秘密行动小组及集中营,进行侦察、情报和逮捕行动。由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护厂斗争迅速展开,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工运委员会各项破坏活动未能得逞。上海解放后,工福会及护工队作为国民党的特务外围组织予以取缔。

 

中国劳动协会

民国23年(1934年)冬,国民党中从事劳工运动的陆京士、陶百川(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等人以“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劳协),企图成为联合各地工会的“中心力量”。民国24年(1935年)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小南门梅家弄会所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300余人。会上讨论通过了该会的章程、宣言、工作纲领,选举陶百川、陆京士、朱学范、赵树声、周学湘、水祥云等19人为理事,陶百川为理事长,赵树声为书记长。同年4月15日,在第二次理事会议上,陶百川辞职,陆京士继任理事长。

该会在《工作纲领》中公开声称:“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劳动运动之最高原则,一方面消极的消灭阶级斗争思想;一方面积极地倡导劳资协调精神,以期努力于生产事业及劳工福利之建设,谋本党劳工政策之实施。”并“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指出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排除残酷的虚伪的普罗鼓吹”。该会作为劳工文化团体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

抗日战争爆发后,劳协总部于民国27年(1938年)2月迁至汉口;8月迁至重庆;次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劳协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

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劳协中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一派,接受中共关于全国工人联合抗日的主张。民国27年(1938年)3月,在武汉,劳协倡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次年10月,朱学范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晤,提出今后在国际活动方面希望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共同参加。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建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同年12月,劳协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当选为理事长,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代表廖似光、刘群仙分别当选为劳协常务理事、理事。民国32年(1943年)3月,劳协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年会,修改了劳协章程,整顿了组织,易礼容任书记长,劳协中的进步力量得到发展。在国民党多次制造的反共磨擦中,劳协坚持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劳协为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战和参加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

民国34年(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参加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共同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会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执委。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加入劳协为团体会员。民国35年(1946年)1月,经邓发同意,劳协公开发布23条政治主张。2月,劳协拒绝国民党的劝阻,组织工人参加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同国民党当局发生公开冲突。全国内战爆发后,8月6日国民党政府派武装军警强行接管劳协在重庆的办事机构和福利机构,拘捕工作人员38人。11月,劳协在上海发表《反对伪国大和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劳协总部在香港重新建立。

民国37年(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国总工会。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协在上海的干部顾锡章、张光岱当选为全总执委。此后,即由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国工会参加国际工运活动。

1949年11月3—10日,劳协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1949年11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中国劳动协会结束的通知》。《通知》充分肯定了劳协的工作,并作出各地区各产业工会欢迎劳协会员参加工会组织、吸收原劳协干部参加相当工会机关中的各种工作的两项决定,要求各地区各产业工会对原劳协干部和会员一律平等待遇,不得歧视。根据全总《通知》的精神,在上海的劳协干部,都分别参加了相应的工作,有的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有的在各产业工会或基层工会中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劳协总部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初派水祥云到上海建立劳协上海办事处,地址设在四川中路南京路口哈同大楼内,与全国邮务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一起办公。

次年,办事处迁到四川路1470号,内设理事长办公室、组织股、福利股等办公机构;同时,在四川路海宁路口,设国际股、编辑股、《中国工人》社、资料室等办公机构。下设浦东工人福利社、沪西工人诊疗所、沪东工人诊疗所、劳工夜校等福利机构,并出版《中国工人》周刊,印发《中国工人分裂了吗》(AretheworkersinChinadivided?)、《中国劳动协会面临危机》(TheChineseAssociationOflaborfacesacrisis)两本英文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工人运动的情况。

民国35年(1946年)1月,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偕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在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后到上海,曾到上海邮局参观并与邮工会面。民国36年(1947年)春,香港劳协总部派李寰英、张志昂、肖慎敏(肖真文)、叶维民等人来上海,与原在上海的劳协干部张光岱、顾锡章、游子?一在沪的劳协会员,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劳协在上海开展的主要活动有:支援重庆返沪失业工人斗争。民国35年(1946年)1月起,自重庆返沪的失业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劳协成员)分批到达上海。在重庆时,国民政府曾许诺他们“有优先复工权”,但回沪后没有兑现。劳协的谢小康等人组织回沪失业工人代表,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复工要求;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告各界人士书》。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派人去招待所看望失业工人,各业工人也纷纷捐款赠物。自3月22日至5月31日,回沪失业工人先后发动了3次请愿,提出“享受复工的优先权”、“解决复员工人住屋问题”等5点要求。5月31日,失业工人队伍与上海市政府派出的警察发生冲突,捣毁了社会局的办公室。社会局被迫同意成立专门机构处理失业工人问题。至民国35年(1946年)9月,有500余名工人进厂复工,1400多人得到了救济。

民国35年(1946年)五一劳动节,在天蟾舞台召开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2000多人,朱学范在大会讲话中提出:“我们主张中国经济不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目前还有许多官僚资本在活动,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讲话最后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快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替工人说话,保障他们合理的生活。”“我们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国家工业化!”

同年8月6日,国民党当局武装接管重庆劳协机构后,8月8日劳协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反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工人运动,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查办此次不法行为的主犯;三、退出被武力强占的机构;四、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制止发生同—样事件。会后得到了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和各地工会的来电声援。上海《生活知识》周刊发表社论支持劳协的正义斗争。8月14日,劳协的《中国工人》周刊举行文化界招待会,呼吁声援劳协抗议国民政府摧残民主工运的斗争。当晚,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等68人给该刊送来慰问信。

同年l0月,在华懋饭店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朱学范向各国记者介绍出席招待会的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还介绍了劳协的工作情况和回答了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同年11月,为了反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和反对国民党当局强迫劳协排斥解放区工会,朱学范在刘宁一的支持下,在上海公开发表中英文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由于政府企图不断摧毁劳工界之统一,强迫中国劳动协会排斥解放区工会于其组织之外,及由于强迫中国劳动协会公开反共,而本会认为无此必要,本人为此只有离开中国。政府强迫本人参加非法的一党国民大会,而此党国民大会,本人决不承认其为能代表全国人民之愿望也。政府对此举不满,想伪造罪名,立即将本人予以逮捕。政府又图假中国劳动协会名义发表一公告,反对共产党及民盟,但此决非中国劳动协会所同意,亦非工人所能允可。本人离沪赴港,因局势危殆,难以在沪继续活动,但本人奋斗仍将努力不懈。”

民国36年(1947年)5月1日,劳协与上海工人协会联合发表了《告上海工人书》,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社会的黑暗、工人生活的痛苦等。民国37年(1948年)申九二二惨案发生后,劳协参加了后援活动,并通过香港向被国民党杀害的工人烈士家属捐款。

民国38年(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劳协将一部分会员转为上海工人协会会员,在上海的劳协干部亦以工协的名义开展工作。劳协号召会员们坚守本职岗位,开展护厂活动,严防破坏。劳协干部还对国民党工会的上层人物进行争取分化工作。

附记:帮会与上海工运

上海帮会

帮会早期原是一种从事特殊的宗教、政治、社会活动的民间秘密团体,是封建社会中下层民众维护和伸张自己权利的一种自卫组织。它一般具有秘密的礼仪与活动方式,其内部则以封建性的宗法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作为维系纽带,形成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

上海的帮会最初形成和发展于游民社会中,天地会支脉小刀会、罗汉党、青中会、百龙党等活跃于城乡间。19世纪50年代,以反清为目标的帮会结成小刀会,曾发动过小刀会起义。近代上海的帮会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兴起。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在上海建立租界,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移民大量涌入。帮会势力乘势而起,其中青帮与洪门居于主要地位。中外统治者利用和纵恿帮会势力,作为控制社会、压制民众的一股力量;帮会也依附于租界、华界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支持下多方扩展活动。当全国各地帮会势力处于衰落的时候,上海的帮会势力却急剧发展。它们原来具有的一些抗衡统治者的社会功能,逐步转变成主要为统治者服务,成为压迫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帮会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官厅势力逐步融成一体。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以及上海滩上其他著名帮会头目,无不依靠租界发家。黄金荣担任法租界的督察长,杜月笙、张啸林任法租界华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三大亨”反共有功,分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的少将参议和行政院的参议等职。帮会势力渗透到国民党的党政军宪以及工商文教各界;不仅从事烟、赌、娼、勒索、绑票以至杀人等的黑色行业,而且插手政事、经济、工运、舆论媒介等各个方面,可称为到了“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地步。

参加帮会的成员也有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逐步转向在产业工人、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中发展,其中部分工人参加帮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一种特殊现象。工人参加帮会有诸多原因,主要是:早期工人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失业游民,原来受帮会影响较深;工人为生计所迫,希求入帮后,便于找到工作或保住饭碗;为免受社会上流氓地痞、巡捕警宪等恶势力的迫害,谋求家庭和人身安全,入帮寻求保护。

帮会原以“山”或“堂”为基本单位,具有一套神秘和繁琐的帮规。“开香堂”即是它们接纳新成员,进行重要议事活动,加强帮会内部纪律和凝聚帮力的重要手段。随着上述形势的发展、成员构成的变化和数量的剧增,在入帮手续、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更,日益趋向公开化和社团化。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不少帮会头目用结社结团的方式广收门徒,形形色色的社团大量出现,如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郑子良的侠谊社、张仁奎的仁社、彭柏威的嵩社、王晓籁的升社等等。他们下面的门生也纷纷结社,扩展势力,一时出现会社林立的状况。入社的手续和仪式也趋于简化。递上门生贴子,送几块押贴金,行过鞠躬礼,就算师生关系。

帮会与工人运动

帮会势力渗入工人队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势力急剧向工厂企业发展,工头、领班、稽查以及国民党工会骨干很多都加入帮会。有些工人为维护生计也拜了“老头子”。民国28年(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所载资料美英商电车公司职工2500人,参加各种帮会的有450余人,占职工总数的18%强;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车务部工人参加帮会的达38%;上海邮局职工3700余人,参加帮会的1000余人,占28%强。在面粉、机器、纺织(主要是男工)、烟草、印刷、码头、人力车以及服务行业中,也有工人加入帮会。工人加入帮会后,行动常常受帮会的控制,不得不听从“老头子”的指挥,并容易沾染上各种封建落后的不良习气,在政治、思想、生活作风上带来消极因素,破坏工人的团结,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开展,破坏与镇压工人运动五卅运动期间,以青帮分子为主组成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公开与上海总工会对抗,造谣诬蔑上总及其领导人李立三,并派出流氓打手百余人打砸总工会会所。民国15年(1926年)底上海工人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在租界当局指使下,加紧组织流氓队伍——中华共进会,人数达二三干人。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帮会头目充当反共急先锋。当年4月11日晚,杜月笙等以有要事相商为借口,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至其家,将汪杀害。12日清晨他们打出中华共进会的旗号,冒充工人,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打响了大屠杀的第一枪。这三个帮会大头目,又在13日联名发表通电,号召“铲除共党”,其他帮会头目纷纷通电响应。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社会部和上海市党部以毅社等工会中的青帮势力为基础,成立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并建立以青帮分子为主要骨干的护工队,从事收集情报,监视进步职工,抄黑名单,镇压工人运动。

插手工会,争夺领导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总工会被查封,转入地下。民国20年(1931年)12月19日陆京士等在杜月笙支持下,纠集各业工会中的帮会分子成立上海特别市总工会;在黄金荣的支持下,浦东烟厂工会陈培德拉拢一帮人成立上海市总工会。这两个总工会都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青帮势力的结合,不久两会又合并成立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的主席朱学范、常务委员周学湘、邵震白、叶翔皋、李梦南、龙沛云都是帮会中人。

帮会势力在工会中发展的典型是朱学范的毅社。据朱自述,他先在市总工会内部收“学生”,接着又在邮局内部招“学生”,以后广泛铺开;民国24年(1935年)毅社成立后,“成为上海帮会在工会里的最大的社团,而且它的成员都是职工和工会干部”,“毅社社员除了在上海华商企业工会里担任领导以外,还在美商电力公司工会、英商电车公司工会、英商公共汽车工会、英商自来水工会、英商会德丰拖驳公司工会、浦东英美烟厂工会等等外商企业的工会里立定丁脚跟。”朱学范的毅社、陆京士直接控制的上海邮务工会和全国邮务总工会,成为国民党控制上海及其他一些省市工运的重要基础。

破坏罢工,“调解”工潮在四一二政变以前,一些青帮分子常常受中外资本家的金钱收买,破坏工人罢工。民国10年(1921年)七八月间浦东英美烟厂罢工,该厂青帮小头目王凤山诱骗一部分工人进厂复工,进行破坏。10月该厂工人再次罢工,外国老板又出钱雇佣青帮流氓殴打工人,强迫复工。四一二政变后,青帮与国民党勾结一起,插手工运,多次有计划地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法电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徐阿梅多次发动罢工斗争,在工人中很有威信。青帮派出一批流氓捣毁工会把徐阿梅绑架,迫使他交出工会经费帐册,还窜到徐家将其父打成重伤。解放战争时期,陆京士等组织护工队,更赤裸裸地镇压工人的政治、经济斗争。民国35年(1946年)底鸿章纱厂工人为年终奖金问题进行罢工,青帮头目章祝三派护工队大队长、毅社骨干分子王剑冲带领30多名护工队员到厂监视,并逮捕发动罢工的积极分子,致使罢工失败;接着统益纱厂也发生工人罢工,又遭青帮头目范才骥派护工队去镇压。民国36年(1947年)2月9日劝工大楼惨案,即是陆京士指使护工队打手一手制造的血案。

青帮为扩展其势力,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经常插手调解工潮,其中以杜月笙最为突出,最初在法租界范围内,以后遍及全市。工人发动罢工斗争,国民党当局往往采取高压手段,派出军警进行镇压,而青帮杜月笙则以调解姿态出现,充当“消防队”。杜调解工潮的手法是以“公正”面目出现,一方面表示“同情”工人的困难,一方面又体谅资方的处境;先表示可以接受劳方的一些要求,但提出的条件一定要压低;又要求资方照顾工人的困难,“破费”出点钱,甚至说资方不拿出来,我杜某也要拿出来,要双方看他的“面子”,作出让步。但有时杜也耍流氓手段,说话不算数。民国17年(1928年)12月,法电工人因法国人无辜杀死该公司司机而发生罢工,杜要法国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并当场签订草约。工人复工后,杜却又取消诺言,并在报上发表声明:“过去所订草约一概无效。”

帮会出面调解工潮,是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利用帮会上层人物的“调解”,可以实现工人部分要求,适时结束斗争,保存力量,避免当局的进一步镇压。民国25年(1936年)11月的全市日商纱厂大罢工,日本帝国主义派海军陆战队到厂镇压,逮捕工人积极分子。杜月笙出面调解,罢工领导人即提出在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不准无故开除工人等6项条件前提下,接受杜的调解,适时结束这场斗争。

上海邮局中的主要帮派社团

帮会势力对职工队伍的影响,在上海邮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剖析上海邮局的一些主要帮派社团,可以看到帮会势力对职工队伍和职工运动影响的程度。

“杜门十二将”与精诚团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邮务工会为陆京士等人所控制。陆为了巩固他们在邮局的地位,勾结帮会势力,扩展自己力量。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杜月笙门生陈君毅的引荐,上海邮局12人分两批先后投拜杜月笙为“先生”。民国17年(1928年),陆京士、朱学范两人先入杜门,接着第二批共10人,其中有:邮局高级职员傅德卫、杨克天(交通部)、缪鸿俊(邮政总局视察员);邮务生赵树声、张克昌、肖清珊;邮务佐刘心权、于松乔;信差徐子琴;听差杨德林。

“十二将”进了杜门以后,进一步培植亲信,建立自己的班底,作为控制上海邮务工会的核心力量。以陆京士为首,纠合一批人,以义结金兰的换贴弟兄形式,组成精诚团。它是一个具有国民党政治背景,涂着封建色彩的帮派。精诚团成立时,在老西门关帝庙内烧香磕头,歃血为盟(当场宰杀一只雄鸡,大家饮一杯血酒)。因为参加者共50人,又称五十股党。在精诚团里,彼此之间虽说是结拜弟兄,但地位不一样。陆京士、朱学范、张克昌、于松乔、刘心权等人称为“老大哥”,其余则是小兄弟。在小兄弟中,又有骨干分子,如范才聪、程佐卿等人称为“小老大”。

上海的帮会派系甚多,除杜月笙一帮外,其他大流氓也各树山头,广收门徒。精诚团内部一些想“派窜头”(出人头地)而受到排挤没能进杜门的人就另找门路,分别投拜其他大流氓为“老头子”(或称“先生”)。如吴雁宾、程佐卿、王凯、徐多、朱伯雄等人投拜当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加入兴中社;范才聪拜金廷荪为“老头子”,加入铭社;还有的投拜王晓籁,加入升社;有的投拜彭柏威,加入嵩社。自从有些人分头拜师入社以后,原来那种以“老大哥”“小兄弟”论资排辈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一些人依靠各自的靠山拉帮结伙,组织社团,发展势力,使邮局内的矛盾和斗争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毅社民国23年(1934年)起,朱学范担任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常务执行委员。除了朱学范是杜氏门人外,其余5个常务执行委员:周学湘、邵震白、叶翔皋、李梦南、龙沛云,都是金廷荪门人。民国22年(1933年)底,朱学范在市总工会内部收“学生”,接着在上海邮局内收“学生”,第一批是李克荪、王震百、肖浦松等人。以后又在一些主要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美商电力公司、英商自来水公司、华商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厂、祥生、云飞出租汽车公司,以及纱厂、橡胶厂、机器厂和轮船拖驳业中广收“学生”。

民国24年(1935年)初,朱学范、陆京士在杜月笙支持下正式成立毅社。毅社不设社长,朱学范为赞助人,设理监事会处理会务。全市共有毅社社员1000多人。在上海邮局里有300多社员,分成20个组。每组一般20人左右,设小组长,它比五十股党里“小老大”的地位要低一些,被安排在各基层单位当工会代表,控制着基层,不作轻易调动。

毅社成立后,有些人为扩展自己势力,另外组建社团。刘心权为首组织了心社,陆克明为首组织了明社,张克昌为首组织了畅社。同时在邮局的高级职员中,史贻堂为首组织了邮社,傅德卫为首组织了卫社。这样一来,上海邮局里的帮派社团就多起来了,各帮各派明争暗斗,内部矛盾加剧。陆京士在得到杜月笙的同意后,将邮局几个社归并于毅社。归并在帮会中叫做“过堂”,明社、心社在名义上都算是过堂了。但那时毅社的情况已有变化,名义上虽是朱学范为首,实际上已完全由陆京士操纵。畅社头子张克昌原来也表示同意,后来变了卦,一直没有过堂。

抗战胜利以后,伪工会倒台,在伪工会和汪伪机关中担任伪职的一些人被邮政当局开革出局,有日伪背景的社团都垮了台。毅社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出现,接收上海邮务工会。民国34年(1945年)11月,任国民党社会部要员的陆京士,指派王震百、孟树修、张一飞、肖浦松、李应章、姚根火、李阿大等7人为整理员,负责整理上海邮务工会。7人都是毅社骨干和精诚团成员。毅社再度控制了工会。

抗战胜利后,租界不复存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了整个上海。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倚重帮派势力,而是采取大量吸收国民党员,加强工会各级组织并建立工福会、护工队,由陆京士统一指挥,原来帮派社团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对削弱。

毅社赞助人朱学范在抗战期间,逐渐走向进步。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参加“国大”,被迫出走香港。民国35年(1946年)9月,毅社进行改组,重订章程,由陆京士出任赞助人。此后,毅社中的多数人参力口了国民党、工福会、护工队,有些还担任了各级职务,在陆京士的指挥下,成为破坏上海工人运动的一支力量。改组后的毅社及几个小帮派社团日趋衰落。

上海解放后,毅社等社团全部解散。

畅社、青社、弘社张克昌的畅社建立后,为争夺工会领导权,与毅社进行了剧烈的竞争,一直处于下风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陆京士派系的主要人物随国民党撤往内地,毅社势力大为削弱。此时,杨虎的兴中社、彭柏威的嵩社和张克昌的畅社,先后与敌伪搭上关系,相继附逆。他们以畅社为主体,依仗敌伪势力,取代了毅社在上海邮务工会中的统治地位。张克昌投敌后,成为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畅社人数发展到400余人。

青社为首的是马毓文。他与张克昌结拜为弟兄。原来追随张,成了畅社的总管。民国28年(1939年),马毓文投靠大汉奸、特务头子丁默村,在邮局内拉拢一些人成立青社,其中包括原来参加毅社的部分人员,社员人数达200多人。

弘社为首的是日文邮务员杨碧琅。民国30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碧琅依恃日本殖民机关兴亚院势力,在邮局组建弘社,开门收徒。当时邮政当局正在酝酿裁员,居家候令(留职停薪)和人员外调的传说纷纭。弘社抛出“保饭碗,不外调”的口号,吸引了一些人。开始时入社数十人,后发展到150多人。

以敌伪势力为后台的畅社、青社、弘社,随着日本投降,都彻底垮台。

共产党对帮会的方针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一开始就注意到帮会在工人中的影响以及正确处理帮会问题的重要性,在对待和处理帮会问题上,主要采取以下几点:

打入帮会,争取群众由于工人中参加帮会的为数不少,要团结争取他们参加工人运动,就需要打入帮会组织,利用帮会关系,对他们进行工作,并广泛结交工人,开展活动。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李启汉、李立三都加入过青帮,在沪西、沪东纺织工人、英美烟厂工人中开展工作。刘少奇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指出:“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和组织群众。”打入帮会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20世纪30年代,帮会社团很多,共产党员及积极分子有意识的参加进去,在内部开展工作,发展进步力量,把群众争取过来。

对一些帮会头子,又团结又斗争帮会是带有封建性的组织,帮会头子在帮会中有特殊的地位和能量。在争取基本群众的同时,注意做好上层分子的工作。李立三说过:“搞工运,完全不理青帮不行,过于相信他们也不行。”“他们”主要指的是帮会头目。他们有落后反动的一面,也有可以分化争取,为革命作一些有益工作的一面。对他们的反动一面必须十分警惕,坚决斗争;同时在一定的形势和条件下,努力做好争取的工作。即使像杨虎、杜月笙这样充当过反共急先锋的帮会头目,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即与杨虎建立秘密联系,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一些有益革命的工作。杜月笙也曾应潘汉年的要求,做过资助《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的出版等有益工作。青帮大亨顾竹轩,经过共产党的争取和工作,在大革命时期曾营救过上海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姜维新,受到周恩来的赞扬;抗战期间,做过掩护、护送以及营救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多次掩护法电中共地下党员朱俊欣等人的活动,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有时就在顾经营的天蟾舞台经理室开会。最突出的是,杜的门生、毅社负责人朱学范,抗战开始后即转向进步,经过党的长期工作,他积极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终于与国民党当局决裂。

利用矛盾,展开工作在各帮会社团之间,山头林立,有一致对付工人运动的一面,也有为扩充势力,谋取派利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中共地下组织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展开工作。抗战胜利后,邮务工会理事长王震百依附于陆京士、朱学范之间,而孙文元一伙则紧跟陆京士,坚决反共。中共邮局地下组织利用矛盾,加强对王震百的工作,支持他把孙文元从第十六届邮务工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在上海解放前夕,吸收王震百参加护局斗争,并让他担任护局委员会副主任,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一些有益工作。

附记:上海沦陷时期伪工会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伪为控制上海工人运动,先后组织几个全市性的伪工会,破坏工人斗争,鼓吹汪伪“和平运动”,成为抗战时期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中华工人福益会成立于民国27年(1938年)10月,系日本军部驻沪特务机关直接操纵的伪工会。会长由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参议员胡寿昌出任,日特机关陆军少佐久保田升为指导官。会址初设外滩日清公司二楼,后迁浦东。该会自恃受命日特机关,成立后一直未向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登记立案,经伪市社会局屡屡催促,才于民国28年(1939年)9月递交一份用日文书写,署年“昭和”的福益会章程。章程规定该会以“增进中国工人大众利益为目的”,“为中日睦邻努力”。福益会的活动经费,初由日方拨给,民国28年(1939年)2月后由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按月拨给津贴。福益会以“代行总工会职权”名义,用一部分活动经费企图拉拢一些失业工人组织基层工会,以扩张势力,但受到各业工人抵制。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南市、浦东一带,成立于浦东、南市两个地区支部(即分会),浦东支部长余光亚,南市支部长诸维昌,还在划船业成立了“黄浦江划船总会”。到民国27年(1938年)底,该会自称“登记入会的会员已经达到十一万人,加入工会数超过了七十个”。其实是一个空架子。民国28年(1939年)10月,该会被日伪下令解散。

上海工运协进会、上海市总工会民国28年(1939年)5月,投靠汪伪的部分原国民党工运干部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上海工运协进会(协进会)。由原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委员、邮务工会执行委员张克昌任理事长,常务委员有公共汽车工会代表范一峰、南货业工会代表余耀球、邮务工会代表马润芳等5人。会址设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大新村10号,故有“十号工会”之称。协进会确定以推进“和平反共救国”为宗旨,以“打入工人队伍,直接领导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为工作中心,重点目标是“足以左右整个社会之意向的市政、交通、公用事业、纱厂、绸厂、烟厂、码头等在业工人,以及含有普遍性的日用品职业工人组织。”民国28年(1939年)10月该会制订并实施《强化下层组织计划》,在5个常委直接指导下,设立公用、交通、邮(务)码(头)、烟厂纱厂、职业(日用品)等5个支部委员会,各委设委员10~30人,负责指导基层的工会小组,以加强层层控制。民国29年门940年)4月该会又在内部组建秘密党团。党团成员除张克昌等5名常委外,还有王凯(邮务)、柏晓岚(码头)、周光荣(三区水电)、楼景观(卷烟)、诸承栋(橡胶)等人。党团在各业工会中吸收基本团员,负责策动及指挥工运;在基层工厂发展外围团员,组成负责监视工人动态的情报网。协进会通过公开团体和秘密党团在各业工人,特别是外商市政企业中进行活动,扩大势力范围。民国29年(1940年)5月,自称拥有团体会员125个工会。同年6月中旬,汪伪社会部长丁默村任命张克昌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社运会)上海分会副主任,余耀球、范一峰任社运会上海分会工运委员会正副主任。6月23日,协进会经社运会上海分会许可,召开全市工界代表大会,有114个工会代表156人出席,议决将上海工运协进会改组为上海市总工会。大会通过以“促进东南亚和平反共救国”为宗旨的章程,推选执行委员21人,监察委员9人,由范一峰任理事长,余耀球、马润芳、王凯、楼景观、柏晓岚、周光荣等9人为常务理事。会址设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大新村10号。执委会下设总务科、组织科、调查科、宣传科、训练科,均由原协进会党团骨干任务科主管。上海市总工会以汪派嫡系自居,竭力排斥另一派系的上海特别市总工会,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民国29年(1940年)12月12日,汪伪社会部为统一对上海工运的控制,下令社运会上海分会解散上海市总工会。

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民国27年(1938年)10月,傅宗耀(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长后,在工界罗致一批人,于次年10月前后陆续成立了洋商业、电车业、丝织业、成衣业、橡胶业等54个行业工会。民国29年(1940年)3月,汪伪政府颁布《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将人民团体的审核、指导和监督权,由地方政府社会局收归中央社会部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各省市分会掌管。追随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各业工会被迫向社运会上海分会申请立案,遭到拒绝,进一步加深了汉奸派系之间的矛盾。在傅宗耀的授意、支持下,54个工会代表273人于民国29年(1940年)8月21日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总工会。该总工会以“增进全市工人福利、奠定东亚和运”为宗旨,以“调查并制止反动及共产分子之活动”为首要任务,推选19人为执行委员,其中胡兆麟、石昌煜、陈秀圃、顾人龙、王蔚然为常委,胡兆麟为理事长。执委会下设宣传、总务、调查、组织各科。会址假北河南路市商会。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成立后,傅宗耀陈书社会部声明立案,丁默村以上海社运分会已核准组织上海市总工会为由,加以拒绝。傅记特别市总工会一面四出招兵买马,声言下辖工会扩大到177个,拥有会员21万;一面以上海80万工人代表名义上书汪精卫,吁请“遴派专员莅沪实地视察,主持调整工运争端”。民国29年(1940年)10月,傅宗耀遇刺毙命。南京汪伪政府即责令上海统一调整工运组织。12月12日,上海特别市总工会奉命解散。

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两个市总工会解散后,汪伪社会部制订了《上海市工运调整原则》,成立上海市工会整理委员会(工整会)。工整会于民国30年(1941年)2月1日正式成立,委员11人,由袁士兴、诸承栋、葛云亭、胡兆麟、石昌煜5人任常委,在社运会上海分会领导下,统一整顿上海各业工运团体,调处劳资纠纷。办公地址在南市中华路277号王家祠堂。

工整会规定各业要求组织工会者,需先经工整会审查合格,再转报社运会上海分会批准,以期进一步严密控制工人团体。该会公布,至民国31年(1942年)许可登记的工会有237个。

民国32年(1943年)初,汪伪社会部改为社会福利部。同年3月1日,汪伪政府通令各省市社运会分会并入当地社会福利局。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奉命于当年4月结束。上海各工会由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福利局工人团体审查委员会管辖。这个审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就是原来社运会上海分会的一班人马,只是对各业工会的控制更为严厉,更卖力为日伪统治服务。

鼓吹“中日睦邻”,为汪伪“和平运动”鸣锣开道福益会打着增进“中日睦邻”旗号,公然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宣扬只有停止抗日战争,才能扩大工人就业,要人们降日投敌。协进会竭力宣传汪伪“和平反共建国”主张。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协进会发表通电,召开大会,组织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表示“一致拥戴,誓为后盾”。两个总工会尽管相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但是在“共谋和平反共建国主张之实现”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是汪伪卖国投敌的工具。

渗入租界,插手工潮,破坏抗日运动民国28年(1939年)协进会成立后,在法电、英电等单位拉拢一些人筹建伪工会。他们在英电物色了原福益会成员李兰生等人,在协进会会所成立“第三区电车业产业工会”。李兰生依仗协进会势力为虎作伥,欺压群众,收受资方贿赂,到当年底被工人赶下台。当年秋,法电工人领袖徐阿梅企图利用合法,借协进会名义,组建成立上海市交通水电工人联合会,开展活动,徐阿梅任该会主席。当年12月,汪伪特工总部将徐阿梅绑架到郊区加以杀害。

伪市总工会成立后,继续向租界渗透。民国29年(1940年)9月,英电、英汽、法电以及租界工部局清扫、筑路部门等公用事业8000工人,先后举行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上海市总工会立即派人向英电罢工工人送去一笔钱款,表示支持。理事长范一峰插手调解,企图迫使工部局与英商承认汪伪总工会。接着又派杨兆余等携款对英汽工人罢工表示声援,提供罢工工人伙食费和纠察补贴,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后来又乘法电工人要求组织工会领导经济斗争之机,拉人成立法电工会,力图扩展势力,迎合日伪进逼租界的需要。中共地下组织觉察其奸,引导工人进行有节制的斗争,适时结束罢工,击破汪伪工会的图谋。

 

该会在《工作纲领》中公开声称:“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劳动运动之最高原则,一方面消极的消灭阶级斗争思想;一方面积极地倡导劳资协调精神,以期努力于生产事业及劳工福利之建设,谋本党劳工政策之实施。”并“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指出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排除残酷的虚伪的普罗鼓吹”。该会作为劳工文化团体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

抗日战争爆发后,劳协总部于民国27年(1938年)2月迁至汉口;8月迁至重庆;次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劳协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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