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其中囊括了很多方面,对工会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虽然今年6月已从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的职位卸任,但孔祥鸿仍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工会转型与改革。他现在的新身份是中山大学劳动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孔祥鸿在担任省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期间,理论与经验兼具的他,因开明开放且敢言善言而深受媒体尊敬与喜爱。回顾过去30年的工会工作生涯,孔祥鸿认为自己最佳代表作是成功主导推动南海本田公司从停工走向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化。

近日,他向南方日报独家全面揭秘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并对化解当前劳资纠纷频发的社会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对策。

南方日报记者 黄应来

“停工失范”现象亟待解决

南方日报:听说今年3月南海本田又出现停工,这是怎么回事?过去两年内,南海本田已成为广东汽配行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标杆,为何又出现停工?

孔祥鸿:南海本田工会与资方通过集体协商后,于3月18日达成初步协议,今年工资上涨幅度为10.2%。部分一级工听说自己才涨了220元,认为太低,遂反对这个结果并号召大家以停工方式反对。

其实,这次停工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按照集体协商程序,还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协商结果是无效的。职工如果不同意可以投票反对,但不能简单地用停工来反对。

后来,劳资双方重新谈判,最后资方作出让步,工资上涨13.4%,一级工涨了280元。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些停工是非理性的,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对企业、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应该通过法律来制止并规范。

南方日报:我国法律法规对停工、劳资纠纷和工资集体协商这些有明文规定吗?

孔祥鸿:当前,劳资纠纷频发、停工事件增多是珠三角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相关研究表明:工业化前期面临的主要是土地矛盾,工业发展、城市化对土地需求量增大,由拆迁而产生的矛盾比较多;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以后,就像现在我们的珠三角,土地矛盾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而劳资矛盾开始逐渐凸显。

所以,我的个人观点是,职工停工权是绕不过去的,必须直面并解决。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过去珠三角只是偶尔发生停工事件,现在是经常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这类事件。

这种常态化的停工事件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客观上、实际上职工已经在行使停工的权利,而职工这种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里仍处于空白状态,就是法律并没有禁止职工停工。就个人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就可以行使权利;就公权而言,则法无授权就不能做。我们的法律并没有禁止职工的停工权,所以职工行使停工权并不违法。但是法律又没有对它进行规范,用一个专业词语来讲就是“停工失范”。

如果有相应法律规范,南海本田这次(今年3月发生的)停工完全可以避免。按照国际通行规定:在劳资双方协商期间,资方不能以关厂相威胁、工会不能以罢工相威胁。

第三方调解有助化解劳资矛盾

南方日报:您提到,广东劳资矛盾较为突出,那么是否有条件率先探索应对之策?

孔祥鸿:我们要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来想办法、来创新,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相关机制。

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贯彻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要求我们以创新精神更好地处理劳资矛盾和停工事件。

我们的工资集体协商有法律依据,比如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对其有明确规定,但不完善。比如对职工停工权的规范,对劳资双方谈不下去时怎么规范双方行为,等等。这些都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

我认为,在探索这方面的机制体制创新上,广东可以先走一步、先行先试,因为广东工业发展走在全国前面,劳资矛盾暴露得比较清楚,停工常态化问题也在全国比较突出。

下一步,广东怎么贯彻好三中全会精神,探索出社会治理新的机制体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既是我个人愿望,我想也是广东工会的责任和任务。

南方日报:您认为,化解当前频发的劳资矛盾有哪些比较好的机制、制度?

孔祥鸿:我觉得,引入第三方调解制度是有效的。这是广东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宝贵经验。

引入第三方,劳资双方都相对容易接受,政府介入太多太深反而不利于解决,因为其实政府能动用的手段并不是很多。政府有招商引资任务,壮大本地税基的意图很明显,很容易被劳资双方认为是偏袒哪一方。

引入第三方有效,是因为第三方不存在利益捆绑,所以(劳资)双方比较容易接受。而且第三方比较理性,不会动用政府手段和工具,它只是从中进行调解。

引入第三方调解制度,在国外也是比较成功的实践。美国有个专门机构叫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局,人员不多,在发生大规模劳资冲突时出面调解,而不是由政府出面。参与调解人员也是事先得到劳资双方都认可的。

南方日报:广东有这类成功实践的案例吗?

孔祥鸿:有很多。事实上,在2011年南海本田劳资谈判时我就是充当这样的角色。

当时,双方(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差一点要失败,但距离只有100元,日方(资方)不肯再让步,职工代表也不让步。这时,30名参与谈判的职工代表要我去和日方协商,并提出双方各让一步。我受职工委托,就和日方总经理在走廊里面协调,我说:“就差100块钱了,能不能各让50。”这时日方又提出一个问题:“再涨50可以,但不能作为基本工资,而作为月度奖金。”因为作为基本工资企业开支会大一点,五险一金基数大了。

我又回到职工代表当中商量,他们一致说“行”,最后方案得到双方通过。在这里面,我充当的就是第三方调解人的角色。

南方日报:省里有没有把南海本田这类成功谈判的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呢?

孔祥鸿:本来南海本田成功协商事件等案例在《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都有很好的总结和提炼,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条例没能出台。

不过,省人大法委今年10月份公开征求意见的集体协商条例草案,已经有引入笫三方调解劳资矛盾特别是集体性劳资矛盾的条款。如能通过并实施,将是一个先行先试的创新,期待得到通过。

积极推进工会转型与改革

南方日报:当前劳资纠纷频发且日趋尖锐化,企业工会为何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在矛盾萌芽时就提早化解。

孔祥鸿:按道理,企业工会在调解劳资矛盾、工资集体协商中应该要发挥核心作用,但现实是一旦出现纠纷,一些工会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的职工不信任工会。

南方日报: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的解决,特别是集体协商能步入正轨,关键是否是其工会的改选?

孔祥鸿:是的。工会的成功改选是南海本田事件得以顺利解决的转折点,整个过程我都参与并指导。

停工初期,职工和资方的沟通协调很困难,因为工会基本不能发挥作用。后来,我们决定改选工会。当时,对工会主席候选人的要求条件是比较笼统的:在职职工、拥护党的领导;候选人来源是多渠道多样的:组织推荐,上级工会、本级工会、本届工会和企业都可以推荐,职工还可以自荐、互荐。最终产生40多个候选人,但只选举13个,这样很多人票数可能过不了半数,不能满足选举要求。于是我们决定先预选,从40多个当中选出18个,然后再从18个里选出13个。

考虑到便利职工投票,我们在每一个车间设一个投票箱,职工在上班时就可以投票。最终选举很成功,并没有乱。

其实,我们广东很多企业已经在搞工会主席选举,有很多成功的实践。

南方日报:您觉得推进工会主席选举难点在哪?

孔祥鸿:我现在在研究中国工会转型与改革。我认为,应该重新明确我们工会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从我个人经验来看,通过选举,工会主席会产生对一种职工负责的压力,从而把自己真正置于职工监督制约之中。

要推进这项改革是很难的。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第二,对候选人不要设置人为条件,只要是企业职工、遵纪守法和拥护党的领导就有这个资格,工会法、工会章程也是这样说的,没有规定一定要什么级别才能当工会主席。

目前推行工会主席的选举,尤其放开候选人条件,仍然比较难,但仍然可以进行积极探索。目前,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的开放度较大,推行得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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