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西流

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3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实上,无论是人平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是10万元的购房成本,均折射出了进城农民工的成本焦虑,更折射出了农民工的多重诉求。比如情感归属、社会认同、国民待遇等等,而不是简单地对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的低端要求。更何况,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体现,就是在城市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可见,农民工进城成本,需要公共服务兜底。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文化、有个性、有主见,彰显的是新时代的精神。因此,为了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适应社会,就应该让他们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减轻生活成本。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民工还是城市“过客”,未能真正被城市接纳和尊重,他们非但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甚至在城市还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农民工所代表的城乡隔离、社会保障不公和歧视性待遇等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城市还依然存在。

既然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贡献,既然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工“市民化”:那么就必须更加重视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安心工作和生活的外部环境,并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及时淘汰一批靠低工资维持经营和“道德认证”不过关的企业。在提高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的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打击恶意欠薪、工作环境恶劣、剥夺休假权和休息权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应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长效机制,在培训、就业、社保、维权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比如,建立健全就业帮扶制度和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就业管理服务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在就医、子女就学、保障房等方面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议处置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的联动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全覆盖。(张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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