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耶伦美联储“首秀”中,美联储缩减每月购债规模至550亿美元,这点并不令人奇怪,毕竟极寒天气扰动已渐消褪,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已趋明朗。倒是美联储更新了前瞻指引,不再使用失业率6.5%作为加息门槛值出人意料。对此,美联储给出的解释是目前失业率已经接近6.5%(2月美国失业率为6.7%)。我们认为,美联储之所以放弃加息门槛值规定,除了美国失业率很可能过早触及规定门槛值(即在经济增长还不够强势之际)这一原因之外,美国失业率指标本身的信号指示意义下降,可能给货币政策带来干扰甚至误导也是个重要原因。美国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之比,来源于通过对美国60000个家庭调查得出的结果。在美国,16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且在过去四周内积极寻求工作却不成功的人被界定为失业人口。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一路走低至今年1月的6.6%。但失业率的走低并未让当时的美联储感到欣慰,因为失业率走低主要是劳动参与率下降所致(图1)。一旦美国经济回暖,劳动参与率上升,失业率也会上升。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回升至6.7%,但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却远超预期达到17.5万个。此时,失业率微升并未引起市场担忧,市场甚至用“暖风劲吹”来形容最新的美国就业市场。加之消费者信心指数走强,市场预期美国正在回归正常复苏轨道(图2)。可见,有时失业率降低不足喜,有时失业率上升不足忧。那么,失业率指标在衡量美国就业市场趋势时究竟为何出现偏差?这种偏差是短期扰动(比如今年的极寒天气)下的暂时偏离,还是结构变迁(比如次贷危机后自然失业率的抬升)下的系统偏离呢?我们认为,统计口径、政治干扰以及自然失业率变化等都是造成美国失业率指标“失真”的罪魁祸首。 首先,统计口径过窄造成美国失业率被低估。美国官方失业率采用国际劳工组织(ILO)定义,以U3作为统计口径,极易受到劳动力进退市场的影响。“失业而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判断劳动力是否积极,又以“四周内未寻找工作”作为考量,不免过于武断与敏感。若将非劳动力市场中想找工作的人纳入失业人口进行考量,则次贷危机后官方失业率与扩大的失业率1之间的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图3)。此外,次贷危机后,“想要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人”、以及“看上去是全职工作但工作时间缩短薪水降低的工人”均大幅增加,所以官方失业率更容易低估真实的失业率状况(图4)。 其次,美国政府“帮忙”拉低官方失业率。失业率数字经常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攻击对方的重点,尤其是在大选年。执政党为了拉低就业率,在大选期间经常增加政府部门就业(图5)。两党候选人更是临时聘请竞选团队和大量统计员用于宣传(图6)。因此,政府大选至次年正式就职期间,政治周期常常对真实失业率造成扰动。 再次,美国劳动力市场更富弹性也是官方失业率失真的原因之一。在那些管制较少?工会势力较弱?雇佣制度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决定是否解雇工人,此时劳动力市场弹性较大,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上升幅度也相应较大。而在那些劳动力市场弹性较小的国家,企业更多通过降低劳动者工作时间来削减劳动力成本。美国是劳动力市场弹性极大的国家(图7),所以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相对其单位产出的波动性远高于其他国家。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三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陷入衰退,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产出累计分别下降3.6%、7.9%、5.5%、6.5%和3.6%,失业率分别上升了4.7、1.5、0.2、2.7和2.1个百分点。 最后,自然失业率上升也会影响失业率指标的指示意义。次贷危机前,学界普遍认为美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然而次贷危机后,有研究发现美国自然失业率有了较大提升,目前估计在5.5%至6.6%左右。2造成次贷危机后美国自然失业率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劳动力流动性下降造成职位匹配有效性下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不易解决住房问题;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老年人不愿迁居他乡;双收入家庭越来越多,比翼双飞日益艰难;学生贷款压力日益繁重,不易迁居独自居住等都是造成劳动力流动性下降的原因。2)《延长失业救济法案》令许多失业者不愿积极寻找工作。3)企业对经济前景不确定从而减少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不顾经济体中的结构性变化,而固守基于历史经验的失业率目标值,就可能会给货币政策决策带来系统性偏差。因为,自然失业率的上行,会影响美联储对产出缺口的判断,从而也会影响美联储对合意利率水平的判断。总之,美国失业率指标的信号指示意义下降,是美联储在前瞻指引中放弃失业率门槛值的重要原因。近期美联储内部也对失业率数据产生了一定怀疑,开始弱化对“量(比如失业率)”的关注,而重视对“价(比如工资增长率)”的考量。这将使美联储少些失真指标的约束,多些政策微调的主动!

发表评论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