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保险权作为免除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社会风险后顾之忧的权利,具有社会权的典型特性,也具有区别于社会救济权、社会福利权等社会保障权项的独特个性。同时,个人社会保险权的实际享有有赖于劳动权的实现,是劳动权的当然延伸。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社会权;劳动权

作者:李志明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人类社会自19 世纪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在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它带来的各种弊病。在工业社会中,诸如失业、职业伤害、通货膨胀、低于标准的工资等新兴社会风险不断涌现;传统农业社会就已存在的诸如健康不良、家庭主要成员早逝导致遗属生活失依等个体风险对经济安全所导致的损害已经不是大多数的个人、家庭或团体所能承受的,只好藉由风险分摊机制,透过社会连带的方式并借助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来加以化解。这样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而形成的风险分摊机制主要是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自此以降,个人在参保纳费的基础上,可以获得当上述危险事故发生而致使其有所损失时, 即从全体被保险人聚集的共同基金中获得补偿的权利——社会保险权。

问题的提出

2010 年10 月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公布。作为把社会保险权的界定、实现和救济作为“红线”贯穿始终的法律,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该规定实际上是对《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赋予公民的社会保险基本权或“物质帮助权”的具体化。那么,什么是社会保险权呢?

从社会保险的内容和形式出发,社会保险权是指个人在登记参保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 因遭遇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等社会风险而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部分或全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或者非参保公民因其参保缴费的亲属死亡而失去经济依靠时,在符合法定要件的情况下,从国家强制实施并有雇主参与供款的社会保险制度中主张并获得保险给付以补偿他们因社会风险而造成的收入中断、减少甚至丧失或支出增加,进而维持有尊严的基本生活水平的权利。显然,上述定义是从普通法意义上来界定社会保险权的。

一般来说,理论界将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社会保障权归入社会权范畴。那么,它的社会权属性体现在何处,它与其他社会权特别是社会保障权下属的权项之间存在哪些区别呢? 此外,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面向积极参与市场劳动和经济生活并且能持续稳定地获得市场性收入的劳动者,为一切存有保险需求并实际具备参保能力的人提供风险保障。个人要想实际取得社会保险权,一般得积极参与劳动和经济生活。这样一来,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了。那么,它与劳动权是如何发生连结的呢? 这里将主要探讨和解答上述疑问。

作为社会权的社会保险权共性与个性

“社会权”这一术语,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在各种不同语境下都有使用,其内涵和外延也存在较大分歧。社会权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要求国家对其经济活动参与、物质与文化生活积极促成以及提供物质上、经济上帮助和相应服务的权利,具体包括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以及社会文化发展权等。社会权“之所以得以肯定,是为了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并且,为了维持每个国民能够获致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且能合乎社会正义的拥有真正而非只是形式上的法上的自由,来发展其能力及人格”[1]。

(一)社会保障权与社会权的共通之处

社会保险权归属于社会保障权,被纳入社会权的范畴,必然具备社会权的一般特性。

从权利所追求目的上来看,社会保险权的存在是为了通过财务预存机制用以防范现代社会中所必然存在的、个人所无可避免的社会风险带来的经济以及生理不利后果,并且通过共同体内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过度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保障社会正义和社会安全,使纳保公民能够获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因此,社会保险权拥有与其他社会权相同的“基于追求社会正义及维持国民合乎人类尊严之生活来保障社会安全”以及实现人民拥有真正自由的目标[2]。

从权利的性质归属来看, 与其他社会权相同,社会保险权也期待国家的积极行为来促成这些权利的实现。社会保险权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公民有依法从社会获得其一般公认的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二是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公民有依法向国家要求提供这些生活条件的权利[3]。尽管社会保险权也要求排除不法侵害、从而体现出其防御权的侧面,但是其要求国家给予物质利益予以保障的受益权或给付权面向才是权利性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方面,其他方面的性质是次要的和辅助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险权首先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和帮助个人实现其利益,只有在个人已经自主地实现社会保险所指向的利益时,才有必要去要求国家不干预、不妨害[4]。

(二)社会保障权与社会权的差异

在关于社会权“三分法”的界定中,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与社会文化发展权这三类权利之间的特性差异较大。劳动权主要是保障劳动者依靠个人、凭借自己能力工作来获得财产, 支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更加强调在满足个人获得符合人性尊严的基本生活条件方面的“自己责任”。社会保障权则偏向物质方面的保障, 在于通过社会保险计划来预防社会风险可能导致的贫困,通过社会救助计划提供的非缴费待遇来消除或缓解贫困,通过社会福利计划满足国民的普遍化或差异化需要用以提升全民福祉,通过社会补偿计划对当事人承受了原本属于社会整体的负担而作出的牺牲给予相当地补偿。社会文化发展权偏向精神方面的保障, 旨在满足国民的文化精神方面的需要。有鉴于此,这里对社会保险权个性的探讨,将集中在探讨社会保险权与同属于社会保障权的其他几项社会权——社会救济权、社会福利权、社会补偿权之间的差异。

至于社会保险权在社会权族群中具有的独特个性, 则来源于社会保险这种独特的社会保障机制上:作为一种“预存式”的社会安全措施,社会保险在运作机制上具有“财务自主”以及“自助而后人助”的特性[5],体现了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紧密结合,并且在社会保险给付的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形成了“公法上的债之关系”。

具体而言,从权利主体资格方面来看,与其他社会保障给付一般仅需要个人满足一定的身份条件(公民身份或军人、军属及特定事件受害人)即可自动获得相关社会给付请求权或期待权[1]而成为抽象或具体、潜在或实在权利主体不同,个人要想成为社会保险权的权利主体除了需要具备特定国家或地区公民身份之外,还必须自愿加入或被强制纳入社会保险计划与社会保险机构建立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成为其中一方当事人并缴纳保费以及提供自身相关资料。因此,这种需要公民个人以预先履行给付义务为要件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可以被称为“双方债之关系”,区别于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其他应当归入以国家单方面给付为特征的“单方债之关系”的社会给付请求与提供法律关系。

公民作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意味着必须有相应的主体来承担一定的义务。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2]主要包括国家(包含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代表国家、履行国家职责的公共的社会保险机构)、与被保险人存有雇佣关系的雇主以及在部分国家或地区中存在的私法人的社会保险机构; 社会救助权、社会福利权以及社会补偿权在道德层面的义务主体指向国家、雇主、社会(包含基层社区)、慈善机构以及其他公民,在宪法层面的义务主体仅指向国家,而在实体法层面的义务主体则是代表国家具体履行这一义务的行政机关。

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给付都可以归为具有物质性的利益,具体到各项社会保障权利中形式则有所不同:作为主要目的旨在确保权利人经济或收入安全的社会保险权的客体以现金给付为主,实物给付为辅;旨在维持国民生存的社会救助权的客体则是现金给付与实物给付并重,某些优待措施或服务为补充;旨在满足差异化需要、提升国民福祉的社会福利权的客体则主要体现为福利服务、服务相关设施以及现金津贴;旨在填补权利人所作牺牲或所受损害的社会补偿权的客体以现金补偿为主, 相关服务及优待措施为辅。

从社会保障给付标准的确定方式来看,决定社会保险权利人所获给付数量多寡的因素主要是履行缴费义务的情况(具体与保费数额及缴费年限)、保险事故发生前的收入水平以及权利人的需要(在医疗服务、康复服务以及护理服务提供中尤为明显);社会救助权利人所能获得的救助给付标准则主要是根据其贫困程度来确定, 具体经由家计调查手段来实现;全体社会福利权利人大体均等地享受福利服务及获取福利津贴[3]; 社会补偿权利人的补偿标准则主要是根据权利人所作牺牲的大小以及所受损害的轻重来确定的。从权利实现的经济基础维度来看,社会保险权的实现所需财务资源首先来源于被保险人及其雇主的缴费或纳税,公共财政仅仅是其财源之一或者是在被保险人及其雇主缴费或纳税不足以支付全部社会保险待遇时的兜底或补充性财源。不管是社会救助权、社会福利权,还是社会补偿权,除社会保险权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无一不是以国家财政作为主要财权。因此, 相对于其他几类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权对于公共财政亦即来自国家经济上给付的依存度更低。

最后, 与社会救助权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脆弱社会成员的即期生存危机、社会福利权旨在满足国民当期的福利需求、社会补偿权指向填补权利人过往所作的牺牲和遭受的损害相比,社会保险权着眼于解决权利人未来和不确定的收入损失风险, 具有一定的预备性。

作为劳动权延伸的社会保险权

社会保险权作为劳动权的当然延伸,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劳动权的简要界定

对于劳动权的概念,人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学者们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知识背景以及界定方式,对劳动权得出了一些相差较大的理解,例如,国外学者中就有将劳动权归入生存权[4]、将劳动权归入社会基本权[5]、将劳动权归入“与工作相关的权利”范畴等对劳动权含义的不同解说。事实上,由于现代宪法学理论基本上都将生存权纳入宪法基本权利的范畴,因此,将劳动权归入生存权的解说与将劳动权归入社会基本权的解说在本质有相通之处,都是从宪法上个人—国家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角度入手,探讨公民劳动基本权及相应的国家义务,只不过前种界定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而且内容模糊,但本质上可以归为一类。至于将劳动权归入“与工作相关的权利”范畴的解说则更多地强调就业权、结社权在劳动权中的核心地位,侧重说明劳动权因劳动而产生或与劳动过程有密切联系, 是由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权利系统,在构造上形成一个权利束。

劳动权是指劳动者个人或其团体所享有的,以就业权与团结权为核心内容、因劳动而产生或与劳动过程有密切联系的各项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总称。此种定义采“综合权利束”说,将劳动权界定为一种以就业权(经由个别劳动法规范)与团结权(经由集体劳动法规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权利体系。

当然,上述定义主要是从劳动法层面对劳动权作出的界定,主要体现出国家对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倾斜性关照。如前所述,事实上劳动权作为社会基本权的内容之一,还具有宪法基本权的面向,主要体现着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基本权利的劳动权,不仅具有排除国家侵害的消极防御权能,而且还拥有要求国家在就业前、劳动过程中、失业后以及劳动争议处理期间履行开展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尽力提供劳动机会乃至失业救济等积极给付的义务。然而,“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对具体工作岗位的个人请求权意义上的劳动权。”[6]

(二) 社会保险权:劳动权的当然延伸

一般说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工业社会中正规就业基础上的社会安全机制,旨在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国民提供应对社会风险发生后经济不安全后果的一揽子收入损失及健康损害风险管理方案。社会保险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求通过作为被保险人的劳动者及其雇主为制度供款并成为主要财务来源, 客观上也要求被保险人从事有偿社会劳动以获得自我预护的能力或仰赖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具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利益相关人(主要是其他家庭成员)为其缴费。因此,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以稳定的劳动就业为条件;相应地,社会保险权也就与劳动权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

事实上,正如法学界有将劳动权界定为以报酬权和福利权为核心的综合性权利一样,有不少学者也将社会保险权纳入劳动权的内容结构之中,或将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社会保障权作为劳动关系产物、由就业派生出来的自由和权利[7],或将社会保障权连同劳动报偿权以及福利权[6]视为劳动权在财产和经济方面的权利[8],或将涵盖社会保险权的物质帮助权视作个别劳动权中的非核心权利[9]。

形成这些主张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社会保障法脱胎于劳动法, 导致了不少法学学者(主要是劳动法学者) 依照劳动法学科传统或是由于自身理论思维定势在论述劳动权时总是将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社会保障权视为劳动权的题中之义。虽然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甚至不符合法学理论研究发展趋向,但是,这说明了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具体而言, 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社会保险权是劳动权的当然延伸,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附属的“许多个别权利之属性容有相互归属之可能”。接下来,将对其进行具体论述。

1.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鉴于已对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过论述,因此,在这里将集中说明为什么社会保险权独立于劳动权。

第一,从权利产生机制来看,个人加入社会保险制度得以取得社会保险权的过程一般都是强制性的[7], 具体来自于国家公权力基于社会公益的考量;而个人受雇于雇主,将蕴含在自己身上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基于这种雇佣关系而获得主要以国家为主体义务承担的“劳动权中前置性权利”[10]之外的包括劳动者与政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内的其他各项劳动权利,只能是基于劳资双方协商一致而自愿达成的,任何私权或公权都不能强迫个人劳动。

第二,从权利主体来看,劳动权的权利主体包括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劳动者[11]以及作为劳动者的集合体的工会, 具备劳动权利能力但不具备劳动行为能力[8]的非劳动者一般不具备劳动权;社会保险权的权利人是“被保险人”或其他受益人,并不仅仅局限于劳动者,其他非劳动者只要履行了法定义务一般都可以加入社会保险计划(特别是全民性的年金保险或医疗保险项目),成为社会保险权利人。

2.社会保险权是劳动权的当然延伸

第一,从权利产生的时序上来看,总是先有劳动权实现,后有社会保险权。在典型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一般是先有个人受雇于正规部门实现就业、取得市场性劳动收入,国家基于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而将该劳动者强制纳保、劳动者个人及其雇主依照劳动者所获市场性劳动收入的一定比例关系缴纳保险费,尔后该劳动者始得社会保险权。在非正规部门实现就业的劳动者只是由于雇主及市场性劳动收入的不稳定而对社会保险权的实际享有造成了不便,但是,先有劳动权后有社会保险权的时序关系并没有改变。其他国民参加社会保险制度,亦得以个人或自我雇佣、或成为自由职业者或家庭主要经济责任负担者实现就业并获得收入为前提。

第二,从权利相互功用方面来看,社会保险权对劳动权具有救济性、促成性效能,劳动权离不开社会保险权。就业本质上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或称是人与物的匹配过程,这种结合或匹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是复杂而充满变数的,极易发生失业现象。例如,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就业机会与具备相应技能或素质的、流动着的劳动者之间实现匹配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出现摩擦性失业;劳动力市场上总是会存在着工作类型与求职者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协调即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出现结构性失业;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收缩还会造成市场上求职者数量多于工作机会数量的状况,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毫无疑问,失业发生后,个人的劳动权将会遭受直接损害。作为社会保险权诉求内容之一的失业保险给付正是劳动者在就业安全受到威胁时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与补救措施,失业津贴能够帮助失业者度过难关,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利于积极就业;劳动就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指导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更是能够促进个人就业,促成公民劳动权的实现。

3.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附属的“许多个别权利之属性容有相互归属之可能”

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之间的这一关系是由陈新民指出的。该论断是建立在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共同的综合权利束或规范集合体性质的基础上的。为此,他采用列举法进行论证,“例如,要求国家实行充分就业之政策, 既可纳入工作权( 即劳动权, 笔者注)又可划入生活保障权[9](之预防措施)内。而对失业之救济,既可属于工作权,亦可属于社会安全之范围。”因此,要想严格地区分其属性,“是有其实质上之困难”[12]。

结语

我国正在走进权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的尊严和自由借助权利语言逐渐成为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的核心价值;人的愿望和要求通过转换为权利诉求而更多地依赖常规化、程序化的立法活动、司法诉讼和行政管理,而非更多地依赖道德关怀、行政裁量、社会运动乃至暴力革命;治理不仅因为民主权利的效能而逐步成为自治,而且因为以私人权利为公共权力的边界而必须走向法治。”[13]权利的时代呼唤权利,权利的时代保障权利,权利的时代离不开确保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社会保险权。

从法律性质来看,社会保险权应当归入社会权的范畴,具有社会权的一般特性,即需要通过期待国家的积极作为来促成权利以追求社会正义及维持国民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除此之外,基于社会保险机制的独特性,社会保险权在社会权族群中也获得了区别与其他社会权的独特个性。社会保险制度与工作就业紧密关联,同样,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具体而言,社会保险权是劳动权的当然延伸,社会保险权与劳动权附属的“许多个别权利之属性容有相互归属之可能”[14]。

 

参考文献

[1][2][12][1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4、690~691、692、692 页。

[3]林喆:《社会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学习时报》2004 年6 月21 日。

[4]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79页。

[5]钟秉正:《社会保险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36页。

[6](德)W.杜茨:《劳动法》,张国文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7]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Textbook.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p.223~243.

[8]冯彦君:《劳动权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第168~175页。

[9]许建宇:《劳动权的界定》,《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60~65页。

[10]李炳安:《劳动权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年,第13 页。

[11]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第103 页。

[13]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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