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总工会前发言人、中山大学劳动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鸿谈工会改革转型与劳动关“化解劳资矛盾应引入第三方调解”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这其中囊括了很多方面,对工会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虽然今年6月已从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卸任,但孔祥鸿仍在关注和研究工会改革转型与劳动关系演变,他现在的新身份是中山大学劳动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孔祥鸿的卸任被认为是广东工会的一个损失,在担任省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期间,理论与实践兼具的他,因开明开放且敢言善言而深受媒体尊敬与喜爱。回顾过去30年的工会工作生涯,孔祥鸿认为自己的最佳代表作是,成功主导推动南海本田公司从停工走向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化。

近日,他向南方日报独家全面解密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并对化解当前劳资纠纷频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罢工失范”亟待相应法律规范

南方日报:今年3月南海本田又出现停工,这怎么回事?过去两年内,南海本田已成为广东汽配行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标杆,为何又会出现停工?

孔祥鸿:南海本田工会与资方通过集体协商后,于3月18日达成初步协议,今年工资上涨幅度为10.2%。部分一级工听说自己才涨了220元,认为太低,反对这个协商结果,并号召大家以停工方式反对。

其实,这次停工大可不必。因为按照集体协商程序,还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协商结果是无效的,职工如果不同意可以投票反对,但不能简单地用停工形式来反对。

后来,劳资双方重新谈判,最后资方作出让步,工资上涨13.4%,一级工涨280元。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些停工是非理性的。这种停工很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对企业、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应该通过法律来制止并规范。

南方日报:我国法律法规对停工、劳资纠纷和工资集体协商这些有明文规定吗?

孔祥鸿:当前,劳资纠纷频发、停工事件增多是珠三角必须面临的一个挑战。相关研究表明:工业化前期面临的主要是土地矛盾,工业发展、城市化对土地需求量增大,由拆迁而产生的矛盾比较多;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以后,就像现在我们的珠三角,土地矛盾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而劳资矛盾开始逐渐凸显。

所以,我个人观点是,职工停工罢工权是绕不过去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过去珠三角只是偶尔发生停工事件,现在是经常发生。你在现实生活中、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听到这类事件。

这种常态化的停工事件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客观上、实际上工人已经在行使罢工的权利,而工人的这种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里仍处于空白状态,就是法律并没有禁止工人罢工。就个人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就是可以行使的权利;就公权而言,则是法无授权就不能做。我们的法律并未禁止工人罢工权,所以工人行使罢工权并不违法。但是法律又没有对它进行规范,职工罢工权仍处于法律空白,用一个专业词语来讲就是“罢工失范”。

如果有相应法律规范,南海本田这次(今年3月发生)停工完全可以避免。按照国际通行规定:在劳资双方协商期间,资方不能以关场相威胁、工会不能以罢工相威胁。

第三方调解有助化解劳资矛盾

南方日报:您提到,广东是劳资矛盾较为突出的,那么是否有条件率先探索?

孔祥鸿:我们要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来想办法、来创新,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相关机制。

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贯彻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要求我们以创新精神更好地处理劳资矛盾和停工事件。

我们的工资集体协商有法律依据,比如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对其有明确规定,但不完善。比如对职工罢工权的规范,对劳资双方谈不下去时怎么规范双方行为,等等。这些都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

我认为,在探索制体制创新上,目前广东完全可以先走一步、先行先试,因为广东工业发展走在全国前面,劳资矛盾暴露得比较清楚,停工常态化问题也是在全国比较突出。

下一步,广东怎么贯彻好三中全会精神,探索出社会治理新的机制体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既是我个人愿望,我想也是广东工会的责任和任务。

南方日报:您认为,化解当前频发的劳资矛盾有哪些比较好的制度或机制?

孔祥鸿:我觉得,引入第三方调解制度是有效的,这是广东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宝贵经验。

引入第三方调解,劳资双方都相对容易接受,政府介入太多太深反而不利于解决。因为政府能动用的手段并不是很多,政府有招商引资任务,壮大本地税基的意图很明显,很容易被劳资双方认为是偏袒。这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很明显的。

这种方法有效果,是因为第三方不存在利益捆绑、纠结,所以(劳资)双方比较容易接受。而且,第三方比较理性,不会动用政府手段和工具,它只是从中进行调解。

引入第三方调解制度,在国外也是比较成功的实践。美国有个专门机构叫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局,人员不多,发生大规模劳资冲突时由他们出面调解,而不是政府出面。参与调解人员也都是事先得到劳资双方都认可的。

南方日报:广东有这类成功实践的案例吗?

孔祥鸿:有很多。事实上,在2011年南海本田劳资谈判时我就是充当这个角色(第三方)。

当时,双方(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差一点要失败,而双方的要求差距只差100元,日方(资方)不肯再让步,工会也不让步。这时,30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让我去和日方协商,同时提出各让一步。我受工人委托,就和日方总经理在走廊里面进行协调,我说“就差100块钱了,能不能各让50”。日方这时又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说“再涨50可以,但不能作为基本工资,而作为月度奖金”。如果作为基本工资,企业开支会大一点,因为五险一金基数大了。

我又回到工人代表中商量,工人代表说“行”。这样就把频临崩溃的谈判又拉回来了。在这里面,我充当的就是第三方调解人的角色。

南方日报:省里有没有把南海本田这类成功谈判的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呢?

孔祥鸿:很可惜的是,本来南海本田成功协商事件等案例在《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都有很好的总结和提炼,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条例没能出台。

不过,省人大法委今年10月份公开征求意见的集体协商条例草案,已经有引入笫三方调解劳资矛盾特别是集体性劳资矛盾的条款。如能通过并实施,将是一个先行先试的创新。

工会主席选举是工会改革切入点

南方日报:当前劳资纠纷频发且日趋尖锐,企业工会为何不能尽其应有的作用?比如在矛盾萌芽时就提早化解。

孔祥鸿:按道理,企业工会在调解劳资矛盾、工资集体协商中应该要发挥核心作用,但现实往往是一旦出现纠纷,工会被晾在一边。这是因为职工不信任工会,认为工会不会为他们说话。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现在工会主席相当一部分是半任命半选举,候选人的确定附加了不少条件,选举程序中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做法。这样选举出来的工会主席得不到职工认可。

南方日报: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的解决,特别是集体协商能步入正轨,关键是否是其工会的民主选举?

孔祥鸿:是的。工会的成功改选是南海本田事件得以顺利解决的转折点,整个过程我都参与并指导。

当时,对工会主席候选人的要求是比较笼统的:在职职工、拥护党的领导;候选人来源是多渠道多样的:组织推荐,上级工会、本级工会、本届工会和企业都可以推荐,职工还可以自荐、互荐。最终产生了40多个候选人,但只选举13个,这样很多人票数可能过不了半数。于是我们决定先预选,从40多个当中选18个,然后再从18个里选出13个。

考虑到便利,我们在每一个车间设一个投票箱,工人在上班时就可以投票,最终选举很成功。

南方日报记者 黄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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