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5日,张维迎接受《人物》杂志专访时说:我说社会分工,就三类,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有雄心勃勃的人,想赚钱,干大事的人就做企业。循规蹈矩的人,想安稳的人就到政府去。自得其乐的就搞学问去。人的性格不一样,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才最幸福。

这段话一则说得如此自信果断、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二则符合其一贯的学术理路,应该表达了张维迎关于社会分工的真实想法。

这个分工理论显得特别任意、粗暴和片面,以至于有人认为其荒谬到不值得一驳: 第一,社会绝不限于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的分工;第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居然不在社会分工序列之中,从而丧失了社会成员的资格,历史上大概只有把奴 隶当牛马和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主才会这样想;第三,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在非政府、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中从业的社会工作者也在社会分工中失去自己的位置了。

如果这也算一种理论的话,它比2400多年前的柏拉图所提出的并屡遭后人批评的社会分工论还要充满无知和偏见:

首先,柏拉图尚且正确地看到了生产者阶级——护国者阶级——统治阶级循序而生 的事实:最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有了农民、牧人及各类工匠的分工。后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所有这些都属于生产者阶级, 他们的共同职责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再后来,由于城邦的不断扩大,人们的各种欲望和需求也不断增长并互相冲突,从而引发城邦之间的战争,于是就 需要有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柏拉图把这个集团称之为护国者阶级。最后形成的是社会的统治者,他们是从护国者阶级中挑选出来并且经过精心教育培训而产生 的哲学家,他们的职责就是执掌国家的权力、管理国家。至此,国家就正式形成了。柏拉图的这个猜想后来得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证实。的确,劳动分工便是最初 的社会分工:畜牧业从狩猎活动中分化出来、农业从采集活动中分化出来,是第一次劳动分工;手工业从畜牧业、农业中分化出来,是第二次劳动分工;商人从上述 各业中分化出来,是第三次劳动分工。在三次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三次更高级别的社会分工:一是投资经营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文化活动从劳 动中分化出来,三是国家与社会管理从劳动、投资经营管理和文化活动中分化出来。劳动分工在先,劳动是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很难推翻的历史事实, 以至于得到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承认,比如影响极大的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开篇说的就是劳动分工,而张维迎居然就把这个历史事实毫不犹豫地推翻 了,这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啊!

其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护国者和生产者这三个阶级应该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分工互助,一旦达到了这种状态,正义的原则就算得到了实现。为了论证社会分工的合理性,柏拉图还进一步发挥了当时希腊人广为接受的“四德”说。 该学说认为,一个人的美德包括四个方面,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总的来说,每个人多少不等地都享有四种美德,所不同的是,哲学家享有特别多的智慧,军 人享有较多的勇敢,而生产者阶级享有更多的节制。如果各个等级都安分守己、恪尽职守,国家就会井然有序,这样,第四个美德即正义就会如期而至。尽管柏拉图 预设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他至少还是承认了生产者阶级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古代也有社会的两分(官民)以及民众的四分(士农工 商),虽然重官轻民、重士轻农、重农轻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必要性,甚至还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的思想加以制衡。张维迎则彻底实现了历代思想家还有所节制的精英主义(其独特之处是把企业家置于官员和学者之上,取代了柏拉图的哲学王和儒家的君主的 地位),直截了当地把精英之间的分工等同于社会分工,而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甚至丧失了社会主体的资格。

他的这个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 发表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为了论证为什么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他形象地用“树荫下的工人和月光下的工人”,来比喻企业家和工人,认为企 业经营活动只能在“阴影”下进行,而生产活动则在月光下进行;很少人能知道,企业家究竟在干什么,而要知道工人们是如何努力工作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他的这个论证,是把资本雇佣劳动之后的管理状况作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理由,属于逻辑上的倒果为因和循环论证。

该书还提出如下公式:(1)同时拥有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的人成为企业家;(2)拥有经营能力但缺少个人资产的人成为管理者;(3)拥有个人资产而缺少经营能力的人成为纯粹的资本所有者,他们与由自己挑选来的管理者一起成为联体企业家;(4)既无个人资产又无经营能力的人成为工人。前三种人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并获取利润,工人则专门从事生产活动并获得工资[1]。在他看来,企业只是前三种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与工人没有关系,或者说工人不是与企业家平等的契约主体。他进而认为,企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努力,与工人无关,因此多次振臂高呼:“一切利润归企业家!”

突出强调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企业家精神以及相应的利润回 报,我想大部分人是没有异议的,但像张维迎一样强调到极端的程度,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的知识谱系中,完全缺乏其他流派的经济思 想,诸如企业是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约、劳资双方集体讨价还价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劳工运动与社会运动、劳动者参与管理和分享利润、资本与劳动相互雇 佣与劳资共决、劳动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劳动化、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知识资本与道德资本、利害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社与社会企业、人本主义企业管理与 企业文化、员工持股与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其他丰富的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他的经济学体系中或者找不到踪影,或者不能吸纳到其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 义的框架之中。在方法论上,张维迎把自己完全封闭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看不到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密切的相 互作用,看不到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社会运动、政治法律、社会心理等等其他社会要素对经济的深刻影响,从而把自己导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丛林之中。在 这里,劳动者被拒之于市场经济的大门之外,如果也让他们进来的话,那只是作为某种活的劳动工具,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也完全没有平等市场主体资格,因而在 市场经济中完全失去了上升的空间。他的这种观点比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还要差十万八千里,后者并没有把社会成员划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而是承认每一 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每一个人,就其拥有某些特殊资源和优势并善于开发和经营其资源和优势而言,都或多或少具有企业家才能,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 个企业家。

如果张维迎的社会分工论以及相关理论只限于学术圈里的话,人们只需要和他进行 学术争论或置之不理就行了,问题是,他的这一套在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比如,他认为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而且损害了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而且伤害了企业文化,使企业越来越管不了工人,又要变成过去那种“干 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因此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同更自由。这种很不符合事实的论调居然得到财政部长楼 继伟的响应,他也反对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主张更为灵活的劳动关系。若干经济学家又反过来为楼部长的这种说法点赞!事实上,正是政企双方联 手,使得劳资关系领域长期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使得工人的劳动收入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等遭受严重的损害,使得贫富两极分化 越拉越大、亿万劳工长期陷于低人权、低福利的“低等收入陷阱”,也使得我国市场经济陷入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中。应该说,以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 学家们对此难辞其咎。

从上述分析可知,张维迎的社会分工论显然没有什么学术含量,没有什么理论和事实依据,因而的确是不值一驳的。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这种显然荒谬的观 点,何以能够登堂入室、甚嚣尘上?所谓社会的精英们何以敢于如此视劳动者和底层民众如无物?为什么在工人阶级成为所谓国家领导阶级60多 年后,反而被拒之于社会分工之外?我们清楚地记得,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常识、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中,除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商、学三界(官员、商人、知识分 子)之外,劳动界、工界、劳工界的概念是被普遍认同的。正常的社会形态,应该是政、商、学、劳四界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内合理布局与良性互动,既 不搞精英阶级的专政,也不搞劳动阶级的专政。简单地说,计划经济时期是官和劳结盟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进行专政,而改开以来,是官商学逐步结盟对劳动阶级 实行专政。两者都是非正常和不可欲的。如果中华民族要走出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的恶性循环的话,就必须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就必须形成官、 商、学、劳、社会公益五界并举的社会分工。这些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得到一定的发育,“公益界”的概念已经浮出水面,这是中国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第一个信 号。2010年以来,沉寂已久的劳动阶级开始了自发的集体行动并且获得了一定的自我意识,到2014年, “劳工界”的概念也终于浮出水面,这是中国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第二个信号。尽管一直遭受官商学等精英阶级的控制和打压,劳工阶级、底层民众、民间社会力 量已经表现出不可逆和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张维迎在这个时候公开抛出其社会分工论,也许可以看作是精英阶级对劳工阶级的一种本能的防范和恐惧吧。

最后说一句,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证明,劳工阶级固然不应该成为什么领导阶级(在宪政民主法治社会,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法定的、一劳永逸的领导阶级),不应 该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但如果精英阶级悍然剥夺劳工阶级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历史主体的权利和资格的话,那么,后果将会是极其严重的。殷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勿谓言之不预也。

 

 

[1]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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