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贤日

  工资请求权是一项属于公民基本人权——生存权范畴的重要权利。欠薪保障法律制度深刻影响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利益格局,是一项看似微观但实际影响着社会安定的制度,应引起高度重视。

当人们普遍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确立恶意欠薪罪欢呼的时候,我不免感到有些担忧。

我担忧的是立法、司法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愿意花费更多的工夫去构筑细致复杂的欠薪保障基金这项长效的社会法救济机制,而偏好快刀斩乱麻式的刑罚手段,使得法律的谦抑品性变得暗淡,投资创业者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而劳动者劳动报酬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济。

实际上,为了鼓励投资创业并兼顾投资风险,也为了更好地救济劳动者劳动报酬权利,在能用社会法救济机制解决欠薪问题的情况下,少用、慎用刑罚,已成为了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和社会法选择。

  欠薪保障基金:不少国家和地区普遍建立的制度

  欠薪保障基金制度是不少国家或地区普遍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工资保障制度,有时甚至与“欠薪保障制度”一词被等同使用。其基本做法是:政府主管部门或者专设独立机构向企业或雇主强制性地收缴一定的欠薪保障费,建立一项工资垫付基金;当出现企业破产、依法整顿、雇主隐匿或逃逸等特殊情形,导致欠薪问题发生时,劳动者可以请求该基金支付限额限期内的欠薪,基金经审核后即应予以垫付,然后再由其向企业或雇主行使所垫付工资的代位追偿权。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危机造成了大量的企业倒闭,欠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传统民法、破产法甚至刑法均无法妥善救济失业和被欠薪工人的困境。于是,比利时1967年、荷兰1968年、瑞典1970年、丹麦1972年、芬兰1973年、挪威1973年、法国1973年、联邦德国1974年、英国1975年、西班牙1976年先后立法制定了工薪保障特别制度。日本借鉴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有关制度,于1976年通过了《关于确保工薪支付等问题的法律》和实施规则,形成了日本的欠薪垫付保障制度。

我国台湾和香港两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以该地区最高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欠薪保障基金制度。两地欠薪保障基金制度运行至今,有效地缓解了劳资矛盾,对雇主不能支付薪酬而陷入困境的劳工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救助,对维护本地区的劳资和谐发挥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我国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的实践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打破了国有经济形式几乎垄断经济的局面,使得用人体制和形式市场化、多样化,伴随而生的一个问题是欠薪现象比较严重,甚至产生了不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欠薪事件。

为此,我国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欠薪问题,进行了欠薪保障的一些地方立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广东省深圳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湖北省等地已有专门针对处理欠薪的一些地方规范性文件或者起草了相关文件。其中,深圳市和上海市两地建立的欠薪保障金制度产生较早,吸收借鉴了我国台湾、香港两地制度的某些做法。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6年10月29日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首开内地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制度的先河。随后,这一做法被很多城市和行业所效仿。如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11月25日印发了《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在小企业推行欠薪基金制度。2007年3月26日,上海市政府又通过了《上海市企业欠薪保障金筹集和垫付的若干规定》,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于2004年9月6日印发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企业应按有关规定缴纳工资保障金,存入当地政府指定的专户,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更值一提的是,国务院于2006年1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3条明确规定:“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来源: 人民政协报 201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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